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叶嘉莹大半生的学术生涯，与王国维是分不开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记载着她与这个远逝的灵魂攀谈的痕迹。

　　还在辅仁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天，同学抄了几首王国维先生的《蝶恋花》给叶嘉莹看。“满地霜华浓似雪。人语西风，瘦马嘶残月。”这样凄美的句子立刻使她产生了共鸣，方知《人间词话》的作者，原来还有这样缠绵哀感的小令。她一下子爱上了王国维的词，便到图书馆借阅他的全集。不料一看之后，又失望又讶异：失望的是，王国维遗留的词作并不甚多，仅百余首，其余大抵是些她还不甚明了的枯燥的考证著作；而更可讶异的是，王国维竟然以51岁的盛年，自沉昆明湖而去。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坚决地抛弃了自己从前一切的兴趣和爱好？又是怎样的痛苦，让他毫不顾惜地结束了自己正当盛年的生命？这些问题一直盘旋在叶嘉莹的脑海。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叶嘉莹离开哈佛以前，曾经拟定了一个关于王国维的研究计划，之后屡遭变故，几经耽搁，才于1970年重返哈佛，将计划完成。而多年前困扰她的疑问，也慢慢彰显了答案。

　　王国维在民国初年留下遗书，以“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理由，决然自沉。叶嘉莹研究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王国维需要的是一个纯然客观的研究环境，然而在旧中国那样的乱世中，要想避免政治背景的沾染而保持自己一份超然的立场，就他曾经入值溥仪“南书房”的身份而言，几乎是既不可能为人理解也不可能被人接受的。但由于王国维既有一种悲观性格而不能作积极进取的行动，又怀有过于崇高的理想而无法随波逐流，在政党倾轧、军阀混战的乱世，他唯恐陷入被迫辱的绝境，才决意一死，以殉他理想中的最后一点清白。

　　叶嘉莹自述其早年颇有“独善其身”的性情，除读书外，鲜有交际，对外界生活所知甚少，对政治更是绝口不谈。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堂兄曾以四句戏言相赠：“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这种“清者”的自持，与王国维不无相似之处。因此在最初的著述之中，叶嘉莹充满了对王国维“清者”之持守的景仰之情。

　　然而正是因为对王国维的研究，叶嘉莹开始阅读中国近代史的相关书籍，对有关中国近百年来革命和蜕变过程的记述，也都有了阅读的兴趣。涉猎既宽，也就逐渐认识到从前惟知“独善其身”，以“清者”自命的想法和生活，从某种程度上看，乃是一种狭隘的弱者的道德观。于是1974年春，叶嘉莹便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书中，又增加了一篇《余论》，对王国维的评价，也就从一味的倾慕赏爱，而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理性的反思成分。

　　此后，无论日常工作多么繁忙，她都会留心报刊上有关大陆的消息，对祖国发生的一切，不再是远之惟恐不及，而是参与之有所不足。

　　采访叶嘉莹的日子，正是“天高日晶、木叶尽脱”的时节，这是曾给过王国维先生以灵光的季节。而叶嘉莹以83岁高龄，尤叹息虽则混沌乱世未曾给静安先生一个良好的环境，但静安先生以极高的天赋而在学术事业的盛年自杀，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一种损失。所谓“时代既有负于静安先生，静安先生亦有负于所生之时代”是也。叶嘉莹认为，即使大道之理想不能实现，但关怀的仁心不可丧失，人应当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才力，方能不负年华性命、时代与家国。

　　叶嘉莹提到，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内镇日研读静安先生的那个暑期，有时在夜晚她从两侧列满书架的黑暗的长长的甬道中走过，竟会感到静安先生的精魂就在附近徘徊。“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年轻时对静安先生之早逝，她曾有过“不得亲聆教诲”的悲慨，而廿载之后，静安先生终于以遗留于历史尘埃间全部之生命，给她以极大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