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作家创作上的一大特点，或者说一大传统，就是农村题材和现实主义，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表现中国农村的社会历史变迁，追求“史”与“诗”的结合。如果把陕西作家卓有影响的长篇小说按历史发展顺序排列一下，我们就能看到一幅上个世纪初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形象的艺术长卷：陈忠实的《白鹿原》描写的是上个世纪初至四十年代末关中农村的社会生活图景；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从陈忠实止笔的地方开始，描写的是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至上个世纪末即2000年的关中农村社会生活图景；柳青的《创业史》描写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关中农民生活和合作化运动的社会生活图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描写的是上个世纪“文革”即将结束至改革开放初期即1975年至1985年这十年间陕北农村的生活和农村青年的人生追求；贾平凹有几部描写农村生活的重要作品，《浮躁》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陕南乡村的生活，《土门》生活背景不是陕南而是关中，准确说是西京和西京的“京畿之地”即市郊的农村，而《秦腔》以作者故乡陕南商洛地区棣花镇为生活原形，描写近一二十年来乡村社会的深刻变化。

　　陕西作家一代一代一个一个而且是长期地孜孜不倦地关注农村生活和农民的命运，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很多的人出身是农民，因为熟悉农村生活，有这个因素，但不完全是这样。中国是一个“乡土的中国”，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农民占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和主流。如果往深里考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农业社会的文化，至少与农业社会息息相关。因此，也许是承传了司马迁的精神，陕西主流作家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意识；而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眼光的陕西作家，差不多都重视农村社会和农民命运。重视农村社会和农民命运，这是陕西作家文学观念中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将上述描写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联系起来看，也能解读出很多意味深长的东西。

　　《白鹿原》是清亡以后民国以迄解放农村社会变迁、农民命运变化的宏阔历史长卷，反映出一个历史时代民族的心史；《从两个蛋开始》是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五十年的历史编年长卷图，以不变的一个村庄写五十年的社会生活变化。《创业史》《平凡的世界》《浮躁》《土门》《秦腔》则是解放后五十多年各个历史时期的“断代史”：《创业史》是共产党掌权后农民分得土地和生产资料后如何发家致富即创业，是个人发家还是集体致富；《创业史》还有一个主题，就是农村青年的出路问题，徐改霞和梁生宝的感情纠葛和她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反映了柳青对农村青年人生出路和前途问题的一个深切思考，《平凡的世界》在《人生》探索的基础上，再次对农村青年的人生出路和前途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浮躁》展示改革开放初期国人“浮躁”的社会心态，《土门》写在市场经济盛行后中国农村社会这个“土门”在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开始土崩瓦解的过程，而《秦腔》以传统戏曲秦腔在现代社会的衰亡隐喻中国农村社会的衰落，以“回归与告别的双重姿态” 对将要成为绝唱的农村生活谱写了一曲“挽歌”。由《创业史》的农民翻身做主创立集体化大业到《土门》农村社会的土崩瓦解再到《秦腔》的农村社会破落衰亡，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前现代的农业社会到现代的工业社会以至后现代的信息社会的历史性转变。

　　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8月北京第一版。以下简称《开始》，下引该书只在文内注明页码），似乎既没有柳青那样的对农民创立新业满怀希望的喜悦心情，也没有贾平凹那样的对农村社会的破落衰亡的哀叹，对农民的离家出走、离开土地外出谋生的感伤，杨争光是冷峻的。一个村庄，半个世纪的变化，赵北存从当上支书到卸掉支书交权于儿子赵互助，村民从分田到户到交田入公再到分田到户，变的是人事，是世事，人心也许有所变化，比如以要饭为耻到不以要饭为耻，但农民的生存态度、对生活的认识不变，这就是：

　　在符驮村的男女们看来，日日戳戳，吃吃喝喝，是人生在世的两大美事。听起来有些低俗，但低俗的东西往往也是实惠的。符驮村的人要的是实惠。其实，圣人也是讲实惠的。“食色，性也”，虽然说得比符驮村的人文雅，却都是一样的东西。（第116页）

　　“食色，性也”，也是人生存的基本前提。生存为农民生活第一要义。

　　《白鹿原》的精神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变——时代变化道亦不变，这个道就是仁义道德，就是做人。仁义道德与做人是一回事，做人就是要仁义道德，这是中国农民的信念或者说是人生信仰，也是我们民族的信念和人生信仰。

　　《开始》的主旨也可以用“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变——时代变化道亦不变来概括，这个道就是人必须生存，而生存最基本的两点就是食与色。

　　“吃大灶”这一章突出地描写了农民对待吃食的态度和方法。看中国历史，由于天灾人祸，中国老百姓能吃饱肚子的日子真是不多，基本上一直处于一种饥饿与半饥饿的生存境遇中。在中国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有很多读了让人难忘的关于饥饿与吃的记叙与描写。《平凡的世界》起始第一章写的就是孙少平在县立高中等、拿、吃两个黑高粱面馍和半碗剩菜汤的情景。这肯定不是一种随意的描写，而是作者路遥一方面在刻意表现身陷贫穷与苦难中的孙少平的生活境遇，另一方面也在着意表现贫穷与苦难对主人公心灵与精神的影响，从而表现主人公如何在苦难中开始生命的意义追寻的。这个情景的描写生动而感人，没有真实的生命体验是写不出来的。1958年“大跃进”吃大灶，是当时社会共产主义幻想的一个典型表现。《开始》不在意表现“大跃进”如何吃大灶又如何，而是着意表现吃大灶中符驮村农民对“吃大灶”而不是吃自家饭的心理和行为。

　　吃第一顿饭之前，高义德把全家人叫到跟前开了一个打招呼会，说：“都给我放开吃。”拴牢和撑柱似乎已有准备，给他爸有力地点了一下头。高义德扭头看着高人，问高人咋没有反应？高人笑了一下，说：“我知道你会这么说的。”高义德说：“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高人又笑了一下，说：“全符驮村家家户户都在开打招呼会呢。”（第160页）

　　高义德还鼓动几个儿子在吃的时候尽可能地挖掘胃的潜力，因为“胃是松紧的”。这确实是千年一逢甚至不逢的难得的占便宜的机会。为此，高义德晚上还要开一个家庭汇报会，让几个儿子汇报这一天吃了多少，以总结经验和教训。不幸的是，高撑住在忠实地执行他爸高义德挖潜力的吃饭方针且成效显著之后第五天，突破了胃的潜力，胃爆了，撑死了。死的这一顿他已经“吃进十二拳头大小的窝窝头，喝进八老碗玉米糁子，外加两碟咸白萝卜”。符驮村的人都记得高撑柱吃他生平最后一顿饭时的情景：“他已经吃得很慢很慢了，在进行着他最后的努力，脸色由青而白了。他用筷子夹起一根咸白萝卜条条儿，放进嘴里嚼了几下，然后，从蒲篮里拿起第十三个窝窝头。他咬了一口，没顾上嚼，就听见了一声钝响。”（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