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业史》第一部时，我正在北京做研究生。我受到了巨大的心灵的震撼，书中人物的命运纠缠着我，使我陷入了沉思，一时兴感云屯，不能自己。在奔涌的思想浪涛的推拥下，我写成了《<论 创业史>的艺术方法》，交《延河》发表。这是我的第一篇当代文艺批评文章，也是迄今延续45年的我的文艺批评生涯的起点。因此，当我提笔为新版《创业史》写序时，真是感触良多。

一

    今年寒食节的那天，我与北京和陕西的一批文友们去为柳青扫墓，祭拜施仪，表达我们对这位前辈语言艺术大师的怀念与哀思。长安县的乡党要留言，我写了“三秦师表，一代文宗”八字。这八个字，大致能反映我对柳青为人为文，以及他为陕西和全国文学事业作贡献的评价。人有生死，但只要著作行世，他就永远活着。

    《创业史》是柳青小说创作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也是他个人创作生涯的终结。正是这部作品，决定了上一世纪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流作家的地位。当时的长篇小说，在文坛上有“三红‘一创'”之说，“三红”指《红岩》《罗广斌、杨益言著》《红日》（吴强著）、《红旗谱》（梁斌著）；“一创”则指《创业史》。四部长篇，各有特色，各见短长，但综合看，《创业史》成就最高。因此，他不仅是陕西最有影响的作家，且也是全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创业史》是以五十年代初期关中地区腹部农村的合作化为题材的作品。我国的农业合作化，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统治地位，而且愈往后愈严重，致使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长期无法真正摆脱贫困，过上富裕的口子。再加上阶级斗争扩大化流毒甚广，造成了族群分裂，人人自危、相互戒备的局面。到了“文革”年代，更是农村凋敝，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农民苦不堪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广泛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民本应该有的生产经营的自主权，重新交还到农民手中，让农民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在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活动之后，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潮流中，中国的文化思想界开始了历史的反思。它以“反思文学”为最初的契机，遂拓展了反思的领域。如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形成高潮的反思文学，更多地侧重于从政治角度看问题的话，那么，延续到本世纪初的反思潮流，则已经是视野更广的文化反思了。

    早在反思文学潮流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农村题材的作品从政治上揭示了左倾错误对人的心灵的残害和对人的命运的扭曲。进入学术文化领域的反思，表现在文学上则是写文学史，包括重写当代文学史的任务的提出与实践，还有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于是，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并且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创业史》，自然而然地会进入当代理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文化反思的视野，成为学术反思的对象。

    任何一个作家，包括那些光照千秋的大师和巨匠,都不可能超离他所生存的那个具体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局限。柳青当然也不例外。站在世纪之交人们所达到的认识高度，重新评价46年前柳青初次面世的《创业史》，给以历史的阐释，实事求是地评论其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成败得失，指出哪些地方是柳青的贡献与优长，哪些东西具有恒久的魅力与价值，但也不回避时代的和他个人的认识所带来的局限，这无论对于仍有兴趣阅读这部作品的读者，还是对于柳青的研究者，都是有意义的。

    在《<论 创业史>的艺术方法》一文里，我一字未提《创业史》所可能有的历史局限和思想局限，一则因为我在阅读中所体验的主要是审美的满足和思想的共鸣，而对素芳命运的分析，也多半是出于对姚文元的极左非难的不满与反驳；二则因为我当时只有20岁刚出头的年纪，我的学历、阅历和思想水平都不足以支撑我具备哪怕是稍许超越柳青的眼光，何况那时柳青作为前辈作家，在我的心目中是很高、很大的；三则因为我在当时作为读者，与作者处于同一的社会环境下，作者不可能完全超越那个环境，而我所受到的环境的制约只会比他更大。因此，今天在文化反思的大的背景之下，重新审视《创业史》，进一步论定其价值与意义，同时也就包含了对我自己那篇文章的反思与补充。由于《创业史》处理的农村合作化运动题材的特殊性，以及作者对这一运动所持立场的确定性，就使我们在重新评价这部作品时不能不正视其历史的局限性，而且为了便于论证其价值和意义，我们不得不先从局限性说起。

    那么，《创业史》的历史局限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出现这些局限性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局限性呢？这些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

    《创业史》第一部的故事，始于1953年的春天，止于同年的冬天，满打满算也就一年光景。以蛤蟆滩的情况而论，还属于前合作化的互助组时期；正式合作建社，建立起以梁生宝为主任的带有示范性的灯塔农业生产合作社，则是第二部的内容。第一部虽未建社，但建社的政策准备、组织准备、宣传舆论准备都已做好。就是说，蛤蟆滩作为全国农业合作化大局中的小局，在柳青笔下，建社的事，已经是大势所趋，箭在弦上。但我们也看到，这场运动并非完全出于农民的自发自愿的要求，而是自上而下的路线和政策的贯彻。后来，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冒进更加严重了，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搞完脱离实际的“一大二公”，搞大食堂、搞大炼钢铁，搞大跃进，直到农业凋敝，民不聊生，灾祸频发。闹到七十年代末，绵延差不多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左的农业路线和政策，才从根本上得到了纠正，这被称为对农民的第二次解放。历史的实践证实，左倾模式的农业合作化的那一套是错误的，行不通的。然而，这种错误在事情发生的当初，并没有被多数人认识到，作为当事人的农民认识不到，指导运动的领导人认识不到，做具体工作的干部认识不到，作家也认识不到。这就是历史的局限。可以说，当时以农业合作化作为题材并加以正面描写的作品，都无例外地存在着这方面的局限。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除了《创业史》，还有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都存在着这种并非完全出于个人原因的历史的局限。这当然是很带悲剧性的。

    这是题材本身，或历史进程本身所带来的局限性。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作家本人的局限性。包括小说在内的文艺作品，都是作家创造的产物，即使以客观描绘见长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都并不就是客观现实本身。作家的立场、倾向，都会或隐或显地投射到作品中去。柳青是一位党员作家，从《种谷记》到《铜墙铁壁》，到《创业史》，他都是自觉地“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从事写作的。他从未隐晦自己的政治倾向性。对于他笔下的人物和事件，虽然他并不处处直接说出自己的倾向，但是通过细节，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通过人物彼此关系的撞击与映衬，还是不难看出作者明确的爱恨褒贬的情感态度的。正因为作者的这种党性和党的政策的明确而坚定的立场，使他不可能对当时自上而下贯彻的左倾路线提出异议，他没有别的选择。本来，同一题材，如果秉持不同的态度，是可以达到不同的效果的。比如以今天人们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去处理《创业史》的题材，做历史的、文化的反思，那就会是另外的样子了。事实上，在新时期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不少反思性的农村题材的作品中，也都涉及到柳青《创业史》描写的那个时段的农业合作化的历史。从他做主体来说，这些作品都多少克服了柳青当年难以避免的局限，然而，在艺术上和作品的总体价值上，是否就一定超过了或高于柳青的《创业史》，其实是很难说的。因为艺术创作，特别是如柳青《创业史》这样的以现实主义为主要特色的作品，其意义和价值的论定，是非常复杂的，必须进行细致的分析与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