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面对柳青时，总不由得要思考一些问题。
一
不是任何一位作家的身后，都能走出一代文学精英，柳青能。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邹志安……他们就是吃柳青的“奶”长大的，也是踏着柳青的足迹步入文坛的。
不是所有的作家故去，都会让人深切地怀念，柳青是。从皇甫到长安，从长安到西安，再由西安到北京，只要人们提起柳青，便有满怀思念之情的言说和诉说不尽的沧桑感慨。
柳青是博大精神。文学的精神，人格的精神，奔向理想目标的奋进精神，还有时代赋予他的矛盾的精神。他真是一部厚重的书。这诸多精神汇集其中，人们从中能读出自己需要的、从不知道的和未曾想到的许许多多意味深长、耐人思索的东西。读这部大书能让人活得勤奋、充实、高尚。
柳青渴望后人与他对话。他的文学之路、“农民”生活、生命价值追求和作为知识分子的命运，是特定时代文化存在的一个典型，是能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开掘出新的学术命题的宝藏。研究者瞩目于他，和他进行真诚对话，都能激活其学术研究的“问题库”，在各自学理的基础上，发掘出富有深邃历史意义和强烈现实感的命题，丰富、发展其学理。研究柳青，能磨砺学人的洞察力，使其更加智慧、更加清醒，更具人文心性。
二
《创业史》是柳青不朽的标志。
从“大历史”眼光看，作为一个认识和分析单位的中国，其现代性的真正觉醒，是历经了诸多阶段的“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文化运动”、“三次国内战争”、“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今天“‘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每一个阶段的历史价值———特定阶段里具有整体性的历史作为与中国人现代性追求间的积极关系———尽管不同，却都是一个还在行进中的完整过程的结构性环节，各有其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不论是思考和研究形而上的中国人近代以来的精神进程，还是分析评价这一过程中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都不应简单化地仅以某一阶段所具有的某种肯定或否定性历史价值为尺度而予以论定。它需要回归历史的本原，需要进入大背景下的具体境遇，实事求是地把握事件或人物的来龙去脉。这就不仅需要大量的历史文献，还要有不同历史真实性的人文画卷--文学作品。
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掀起了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潮，祖祖辈辈个体化的农业生产，要在一个短暂时期转变为“合作化”的集体生产。资源的重新配置，新的分配方式的“自天而降”，从家庭到社会人际关系的波动和调整，真可谓天翻地覆的变化。柳青的《创业史》能以经典的文学形式记录下中国农民的这段历史，并且真实动人地描绘出中国农民在这个历史时期复杂的心路历程、人性的紧张裂变和对理想生存的渴望，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行为，因为它给历史“立此存照”了，即使这种“纪录”和“描绘”是从一个并不具备普世价值的角度观照的结果。今天人们回过头看这段历史，评说这部文学作品，尽可以做出各自不同的评价，却无法绕过《创业史》为其提供的那个“历史真实”，甚至还要以那个“历史真实”为基础来透视更为深刻的问题。不朽，意味着对时空的超越。能够真正超越时空的东西，是富有人类正反面生存经验的东西。《创业史》就是这样的精神产品。对此，柳青异乎寻常地清醒。他在行将走尽人生之路时，给评论家阎纲说了这样一段具有深刻历史感的话：“不要给《创业史》估价，它还要经受考验；就是合作化运动，也要历史的考验。一部作品，评价很高，你不在群众中经受考验，再过50年就没有人点头。”仔细品味这段话里所蕴含的作家的生命体验，人们便不难发现柳青笔下“蛤蟆滩”的几度春秋，决不简单地只是个人的一种艺术感受的表达。他的确是要为中国人留下一个民族的历史足迹！《创业史》是不朽的，即使要批判它，也还是在以不同的方式擦亮这个历史的足迹。
三
柳青毕竟不是顾准，也不是在建国初期就能在大问题上看出轻重、并敢于上书毛泽东劝其改变土改方针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董时进。他类似于葛兰西说的“有机知识分子”，一生大都在做特定意识形态的准表达者。他对文学创造的精益求精、和社会底层劳动者的血肉情谊、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这些闪光的东西几乎无不打上复杂结构严密调控的时代印痕。理解了这一点，或者更深地说，用生命感受到了这一点，便能对柳青的存在、柳青的命运，早已汇集到呼唤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洪流里，有一个极其自然的认同。
我们生活在改革开放已经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面对柳青就是面对历史，它需要的不只是对对象的科学认识，更是认识主体自身的升华，是我们“理性化过程”的建构和“体制上努力”的作为。这两个概念，是世界体系理论的开创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分析不断壮大的世界反体制运动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时，从后者的历史性行为中概括出来的。“理性化过程”发挥的是一种抑制机制的作用。面对反体制运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迫切需要的，是理智的观察和思考，而不是立即发挥体系既有机制的能动力与其较量。这个观察和思考是一个理性化过程，它引发的后果是“体制上努力”，即根据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须面对反体制运动挑战而发展的需要，进行必要的体制改革或调整。沃勒斯坦是相信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能够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但他更现实主义地看到，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理性化过程”和“体制上努力”的作用，其“局部的综合性的修正功能”使这个体系虽处于危机之中，却能让危机“变化的步伐小于我们所希望的”。毋庸讳言，他概括出的这两个概念是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对我们研究、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颇有启发。面对我们的历史，一个名副其实的“理性化过程”的建构，尚待人们以崭新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支撑的自觉；由这种“理性化过程”引发、促进的旨在贯彻“以人为本”精神的“体制上努力”，还有待一定的时日。柳青说的“经受历史的考验”，不只是说给《创业史》和“合作化”运动的，它正毫不留情地摆在我们这群知识分子的面前。这，很可能就是今天纪念柳青最深层的历史的、文化的逻辑。
该文发表于《秦岭》夏之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