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有三精

  　最近有一次在单位的线装书橱前逡巡，隔着橱窗突然看到一张写着“余觉沈寿夫妇痛史”的签条，因此忆起若干年前看过的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里面有一节专讲张謇、沈寿、余觉的三角故事。这在当时曾经是很有名的社会新闻，但包天笑以局外人多年后据回忆记之，未免简略疏失，心想这一本既题“痛史”，多半应系当事人所为，一定会有更翔实的揭载，所以连忙央求主管的许老师取钥开橱。取出书来一看，果然是余觉写的，于是披玩展读，大饱了一顿眼福。

　　这本工楷石印的线装书可以说有“三精”。

　　一是书法精。作者余觉擅楷书和草书是有名于时的，他正文用精楷写出自己夫妇的“南通痛史”，扉页则狂草自题“天下后世公论”。天下不敢当，后世小子隔着距离了，于局中人的痛痒，相关程度不高，倒是一半心思看故事，另一半的心思在看字，意下不免暗暗羡慕，那时候的人，怎么连吵架骂娘都那么艺术。不仅有余觉书法，还有张謇书法。余觉将张謇写给沈寿的信函诗笺作为张謇“不端之亲笔铁证”影印在文中。看古稀老翁以苍劲笔力写柔媚语，真个别有一番情致。揣摩久之，觉得后人对张謇的评价：“工书远在郑孝胥上，诗少粗疏”，的确是不刊之论。

　　二是纸墨精。余觉写字是讲究纸质的，其时他正在沪上卖字谋生，书后附印的广告，详列了楹联、屏条、立轴、寿屏、扇册、堂额、店牌的润格之后，特为声明：“劣纸不书，来文未尽善不书”，要求之严如此。这本《痛史》乃其自撰、自印、自售，纸墨之考究，自不待言，七十多年过去了，依旧是那么洁白柔软，触手如新。而其后五年（1931年）中华书局刻印的《张季子九录》，本单位所藏的那一部，纸质已明显地泛黄变脆了。三是文章精。余觉替别人写字，尚且要求“来文尽善”，大有好字不写丑文的清高，这次是为自己作不平之鸣，跟张謇打笔墨官司，当然更要把文章做好做足。通观全文，《痛史》不啻是一篇以天下后世为道德法庭的控张诉状。余觉于此，充分发挥了他的智辩才能。（张謇在沈寿灵表中有“兆熊少年任智而给辩”之语，诚不虚也。余觉早岁名兆熊。）文章写得理致密察，词锋犀利，深文处入木三分，刻薄处游刃有余，哀婉处又足以唤起读者的同情。

　　别的先不论，且看其首尾呼应之妙。卷首一段短语，既是缘起，又是宗旨，可以概括为八个字：“矫命霸葬，诬死蔑生”。沈寿死后，张謇一手主持其后事，将其葬于南通黄泥山麓，所撰墓碑文《美术家吴县沈女士灵表》，有“捐馆顾命，留葬所卒”云云。沈寿是吴县人，是余觉妻，临终却遗命张謇，既不愿死后归葬老家，又不愿将来合葬本夫，这后一点尤其是余觉所不能忍受的。沈寿病笃之际是否真有此遗命，余觉行文中虽也说“死无对证”，但他必须一口咬定此乃张謇“矫命”，才有进一步做文章的余地。文章终卷，意犹未尽，乃将重订卖字润格，加上一段“余觉减润鬻书得赀为故妻沈寿在苏州上方山建筑招魂之墓”的前言，附印于书后；又在自己名下，特注“字冰臣近字思雪别号鸇口孤鹣”。沈寿原名云芝，字雪君，雪君死于辛酉（1921年），其时已在乙丑（1925年），冰臣“近”方改字“思雪”，似乎心不够诚，早两年岂不思乎？但别号“鸇口孤鹣”，又诚如酝蓄着无穷的思念于心中。鸇是一种猛禽，鹣是比翼鸟，猛禽一口吞掉了一只鹣，剩下另一只鹣在那里哀哀孤鸣，这真是再好没有的比喻了。上方山近沈寿故里，文起既云张謇霸葬沈寿于客地，结尾乃言本夫招魂亡妻于娘家，哀恳动人有逾于此者乎？上方山于是成了余觉占领的“道德制高点”，而经过文学点化的卖字广告，自然成了制高点上猎猎生风的道德战旗。张謇虽强，余觉虽弱，但是在道德的角斗场上，胜负强弱，又岂易言哉！又岂易言哉！然而，正因为文章做得好，事情真实如何，就又不能全听作者了。张謇先此已有《张啬庵述撰略》一书行世，照余觉说法，此书是“张謇自知为余夫妇事大不理于众口”，所以“施其先发制人手段，欲以文字掩盖天下后世人之耳目”，并说张在书中“一再诬余欺妻，诬妻怨余”，“甚至书内诬辱余为拆白党”，等等。三角故事的这本“张版”尚无缘寓目，张謇生前自己编定的《张季子九录》里不收，死后其子孝若为整理刊行《九录》，自然也不会收；近年南通图书馆重新编订的《张謇全集》，以《九录》为主，增补新出的材料很多，但仍然不收《述撰略》，编订说明里甚至提都不提，想来是恐怕有累张謇盛名，可以理解。平心而论，天下后世人其实并不是余觉所瞩望的道德法官，对此事感兴趣的或许大有人在，也不过是些专干无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的好事之徒罢了。两造对词只剩下了一面之词，这正好使好事之徒有事可做，已刊行的张謇诗文、日记、自订年谱等等里面，涉及此事可供寻索的材料正复不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