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问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第一次审判是从吴法宪开始的。
吴法宪的辩护律师马克昌、周亨元在第一次审判中几乎没有发言，只是聚精会神地听着检察员的指控和审判员的讯问，并记录着被告人的供述。他们互相商量，认为关键问题是吴法宪该不该对“两个一切”（让林立果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反革命后果负责，他为什么提出“两个一切”,当时是否知道这种后果。
经商定，周亨元律师发问：“你把空军大权交给林立果，提出‘两个一切’要求下级执行，是怎么考虑的？林立果利用你给的特权，进行了许多反革命活动，你知道不知道？”吴法宪回答：“我当时相信林彪，死心塌地跟着林彪。我当空军司令也是林彪提出来的，所以林彪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提出让林立果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是为了讨好林彪。他们搞的那些事情，我确实不知道；当时没有想到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
这一问一答，可以说是1949年以来，在中国的法庭上，律师第一次发言，第一次提问。
除此之外，在对吴法宪通知江腾蛟到北京接受叶群布置的任务，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的指控上，马克昌等人也提出了疑问。周亨元律师再一次举手要求发言，问吴法宪：“江腾蛟在供词里提到，你亲自打电话要他来北京‘接受一个任务’，那么你到底知不知道叶群叫江腾蛟来北京干什么，接受一个什么任务？”吴法宪回答：“叶群讲了叫江腾蛟来北京‘接受一个秘密任务’我把这话转告了江腾蛟，但是干什么，我确实不知道。”
乘车从法庭返回律师住地的路上，马克昌、周亨元经常一路讨论：吴法宪是说了实话，对周宇驰劫持直升飞机外逃和在上海对文艺界人士抄家他都负有罪责，但对这两件事实本身他都不知道，他究竟该负什么样的罪责呢？
这时候，律师的作用开始显现，最后一次审判中开始了法庭辩论。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律师第一次表达了与法官和公诉人不一样的观点。
1980年12月18日下午，检察员孙树峰对被告人吴法宪的罪行及其原因作了全面的揭露，然后指出：“上述事实充分证明，被告吴法宪积极追随林彪，长期进行篡党、篡国、篡军，祸国殃民。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请法庭依法予以惩处。”
马克昌以辩护人的身份为被告吴法宪提出了3点辩护意见：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吴法宪参与了策动反革命政变的活动，起诉书指控吴法宪的这一罪行不能成立；吴法宪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而不是首犯，在量刑时应与首犯区别对待；吴法宪在接到起诉书后直到开庭审判的过程中，能够认罪、悔罪，并揭发同伙，对此应考虑予以从轻处罚。
马克昌的辩论发言结束的时候，旁听席上有人低声议论：律师还真为吴法宪辩护呢！
事实上，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起诉书指控的吴法宪参与策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未予以认定，对吴法宪能供认自己的罪行并且揭发他人的表现，以明确的文字予以肯定，最后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诬告陷害罪三罪并罚，判处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吴法宪对马克昌为他的法庭辩护而感恩戴德，甚至痛哭流涕，他请法警转告辩护律师，他从内心感谢他们在法庭上的辩护发言，不仅他感谢，他的家庭、他的儿女都会感谢。
为两个参与高层政治的文人辩护
律师的“真辩护”在姚文元案上也体现得很明显。
法庭上，被告人姚文元极力为自己狡辩，公愤比较大。但即使如此，辩护律师还是站在委托人的立场，替他辩护。
在对姚文元的最后一次审判中，律师韩学章为姚文元辩护说：“江青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为首者，被告人姚文元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人姚文元的某些犯罪活动，是在江青指使下实施的。例如，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第10条指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曾密谋策划，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主席诬陷周总理、邓小平等搞篡权活动，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很明显，在这一犯罪活动中，江青应负主要责任，被告人姚文元是密谋参与者之一。根据罪与刑相适应的原则，希望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关于策动上海武装叛乱问题，根据1980年12月13日法庭调查中出示的证据和证人的证言，已经证明张春桥、王洪文是上海武装叛乱的策动者。被告人姚文元对这一罪行不应负刑事责任。”
律师韩学章发言后，公诉人检察员王文林驳斥说：“事实很清楚，被告人姚文元在辩护中的言论，是玩弄辞藻，花言巧语的狡辩，是拒不认罪的反抗，也是他不珍惜和滥用法律给予的辩护权的表现。”
这时，姚文元的另一位辩护律师说：“庭审调查开始以来，对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控的罪行，姚文元都作了比较详细的回答，对主要的事实还是承认的，表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愿意承担责任，以上情况，请法庭予以考虑。”
辩护律师在此案的作用显然不如吴法宪案，因为姚文元总是以一个“狡猾的角色”出现。但不管怎么说，律师还是给受审者以希望。
在审判陈伯达的最后阶段，辩护律师甘雨霈发言说：“在诬陷、迫害刘少奇这一共同犯罪活动中，陈伯达负有一定罪责，但他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于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
“被告陈伯达早在1970年庐山会议时就已经被揭露，而此后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还继续进行犯罪活动长达6年之久，相继发生了林彪等人策划谋害毛泽东主席、发动武装政变、叛国外逃，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等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等一系列重大罪行。对这些重大罪行，陈伯达都没有参与，因而不能对这些罪行负责。”
律师的话让公诉人无话可说，也深深触动了陈伯达。他拖着哭腔说：“能从轻处理我吗？我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准备，没有主见，跟着林彪、江青他们犯了不少错误。不，是犯了罪。从整体看如能平民愤杀掉我也是可以的，但不是救人的办法。我希望给我一条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