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就像老夫老妻

　　B：资料上说，张灵甫身高1.89米，你有1.7米吧，一个威风，一个漂亮，当时走在街上应该很“吸引眼球”吧？

　　W：他父亲是1.9米，他是1.87米，我们的儿子是1.83米，孙子是1.81米，所以我开玩笑，张家是“每况愈下”。我是1.68米。我们其实很少有机会一起在街上走，出去有车，只有在古董店里面，或者偶尔在玄武湖、中山陵逛的时候，才会两个人一起走走。那时侯不像现在人那么多，我们去的地方人更少，所以没什么人会盯着我们看。

　　B：张灵甫毕竟是北大出身，虽然没毕业就投笔从戎，但后来在黄埔也得读书，所以他的文化程度在国民党将军里应该算很高的吧。

　　W：国民党很多将军的文化素质都很高，但他在其中也算是佼佼者了。他小时候读的不是学校，而是私塾，后来在北大读的又是历史系，所以古文造诣很深。读中学的时候，他一有空就带着纸啊笔啊墨啊，去西安的碑林临摹,所以那时候字就写得很好了，学校都给他开书法展。当了师长以后，他又开始专门学习于右任老先生的字，于先生看了之后说：几可乱真。他后来用最粗的一种派克笔写字，也是自成一体，而且是用红墨水写，包括给我写信，都是用红墨水。

　　B：你们毕竟年龄那么悬殊，婚后是怎么相处的？

　　W：我们也没有像你们现在这样，什么爱不爱的，一开始就像老夫老妻，但是彼此很关心，很照顾。我们在一起，就是念念书，读的都是古典文学。我也会陪他去古董店。几乎每天早上，我们都去他军部驻扎的中山陵骑马。一般都是他先早起，去军营升旗，然后打电话给我，我就去骑马。那时候我还不会骑，那些马都是接收的日本军马，很高大，有一次副官把我推上去时用力过猛，我又从那边下来了。张灵甫喜欢逗我，那些军马，只要前面有他的马在跑，就不会停，我怎么叫都不停，只好死死抓着缰绳。

　　B：他也不怕摔到你啊。

　　W：我不知道。可能他有经验，知道不会摔。齐白石他们的画，我们家有200多幅

　　B：他经常去古董店，收藏了很多古董吗？

　　W：是啊，他是明天没饭吃，今天看到好东西也要买下来。只要是他欣赏的东西，他可以拿在手里，左看右看，一研究就是好几个钟头，一边看一边得意。我们在南京的家，每个月，房间里陈设的所有古董、字画都要换过，而且不许别人动手弄，勤务兵连碰都不许碰，全部都是亲手弄干净，放好，再把新的挂出来。

　　B：他主要收藏些什么？

　　W：瓷器啊，字画啊。他收藏过一对酒杯，据说是杨贵妃用来喝过酒的，酒倒进去，白色的瓷器上就会映出个美女，喝干了呢，美女就又消失了。有些东西那时候还不太值钱，像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光他们3个人的画，我们家至少有20 0多幅，其中包括一些很大幅的“中堂”。

　　B：这些画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

　　W：不是，是从他们手里直接买来的。他对字画很有兴趣嘛，所以他们都认识。我现在还保存着一枚印章，很好的鸡血石，是齐白石专门为他刻的。

孟良崮：生与死的界线

　　1946年，74军改编为整编74师，全副美械装备，成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 内战爆发后，整编74师作为急先锋，从苏北一路推进到山东，王玉龄也带着身孕，多次去前方陪伴张灵甫。她没有想到的是，不出半年，高歌猛进的张灵甫就落入了陈毅、粟裕的包围圈。1947年5月，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整编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兵败身亡。只做了两年恩爱夫妻，他们就天人两隔了。

　　B：今年也是孟良崮战役60周年，你4月刚登了一次孟良崮。以前去过吗？

　　W：没有去过，我没到过山东，这回都是第一次去。

　　B：对你来说，那个小山包，也称得上是“伤心岭”了吧。

　　W：唉，我是坐车去的，现在有柏油公路，一直开上山。但是有一部分，到那个山洞去的路，要下来走。我一边走，一边想，那时候真是苦。打孟良崮之前，基本上每打完一仗，张灵甫和整编74师就要撤下来修整一个礼拜左右。他休息的时候，我就去了。那次离开的时候，我看见他腿上生了一个疮，后来他就上孟良崮了，又不能坐车，只能自己爬上去的吧。

　　B：是瘸的那条腿吗？

　　W：不是，是另一条。很痛，有脓，没熟的时候又不能挤，他只能躺在床上。那时候我也快生了，9个月了，也只能睡在床上。人家来看我们，我们两个人就都躺着。

　　B：你都快生了，还跑那么远？

　　W：那时候年轻嘛，根本就不觉得。其他的军官太太们就讲，张太太，你带着这样一个大肚子，跑来跑去好像没事一样，我们一路跑到前方，好像骨头都散架了，都不想再来了。那时候，每打完一仗，我都去。

　　B：他在不断前进，等于你每次回来，再去的时候又要多走很多路。

　　W：对对对。就是一次次走。

　　B：一路上是怎么去的？

　　W：我们先要坐火车，从南京到徐州，再坐吉普车到前方。当时没有路的，吉普车直接在田里走，颠簸起来，人常常被抛得碰到车顶。

　　B：那你也不怕影响到胎儿？

　　W：当时是19岁，不懂啊，人都是懵的。我刚怀孕的时候，都不敢告诉人家，以为自己生病了，就叫军医来给我打葡萄糖针，打得我的孩子生出来是12磅，生的时候足足叫了2 5个钟头！

　　B：你最后一次见张灵甫是在哪里？已经进山东了吗？

　　W：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是刘庄还是陈庄什么，我记不清了。总之是一个庄子里面。我一离开，他就打孟良崮了。

　　B：张灵甫1947年5月16日战死孟良崮，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W：他的朋友啊卫士啊，都瞒着我。时间长了，隐隐约约的，我就很奇怪。因为张灵甫打仗的时候一般不打电话给我，但是会发电报，拟个稿子，让译电员发过来。有时候战场上电话可能不通，电报一般总是通的。他在外面打仗，几乎每天，不是有电话就是有信啊电报啊回来。所以那阵子我就很奇怪，好像一下子，什么音讯都没有了，好像这个人就丢掉了。问周围人也问不出什么名堂。其他太太们其实都知道了，但是据说产妇在月子里不能受刺激，所以她们安慰我，说打仗的时候，打得太激烈了，没有音讯很正常，从前打日本人时，有时候一两个月都没有消息。他们是能骗一天就骗一天，直到他的随从杨参谋，被俘之后，过了好几个月被放回来，我记不清是8月还是9月了，他把那封信带给我，我才确定。

　　B：是张灵甫亲笔写的绝笔信？

　　W：对。杨参谋一回来，就跪在我的面前痛哭，把信交给我。那时候，我才意识到，他真的是死了。但是以后的一年多，我还是会觉得，一个人，怎么会这么说死就死了呢，好像不太可能吧。

　　B：据说张灵甫出征前曾给你留下一把小手枪？

　　W：你看看，很多事情都是谣传。你说张灵甫对我那么好，而且他的遗书上，要求我善待老父，养育幼子，他怎么会要我也自杀呢？不可能的嘛。这个不晓得谁编出来的。

　　周恩来说：我应该把张灵甫争取过来

　　1973年，王玉龄受周恩来总理之邀回国访问，从此以后她几乎每年都要回来看看，最初是利用她在美国航空公司任职之便，每年1个月的假期全部用在祖国大陆。 退休后，她回来的次数和住的时间越来越长，直至最后选择定居上海。闲暇时间，她最喜欢看电视剧《雍正王朝》、《康熙帝国》，并且从中选择了唐国强，作为她心目中重拍版《红日》里张灵甫一角的理想扮演者。

“反革命家属”秘密回国

　　B：你1973年回国的情况，披露的都是一个大概。《佳人》这本书里，说你是受朋友之邀从美国到了澳门，而后似乎又在比较懵懂的情况下被请到广州；可是也有报道说，你是正式接到由黄华发来的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信，才下决心回国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W：是这样的，周恩来大概很早，尼克松访华回去后，就在做我的工作了。就是请我的朋友写信给我，邀请我回北京，说你再不回来，四合院都拆光了，你就看不到老北京了。可是按照那时候的说法，我先生是反革命，我怎么敢回来？我就很客气地回了信，说要到你们那里去啊，签证比较困难，假设能够拿到签证的话，我就回来。没多久，黄华就写封信给我，说如果我没有改变初衷，他就愿意给我签证。我在办公室里讲这个事情，周围人就开玩笑，说大概有人想Get Rid of You，把你骗回去杀掉你。

　　B：是美国人这么说吗？

　　W：都是美国人。我就写了封回信给黄华，我说我从来没有申请过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是谁帮我申请的？后来就没消息了。我想没消息那就算了嘛。但是过了一阵子，又有朋友，夫妇俩都是医生，写信给我，说有机会去澳门学习，约我碰头。后来我到香港，就打电话请他们两个到香港来，他们说，你一个人，来起来多方便，还是你来澳门吧，一定要我去。我就把行李寄在旅馆里，到澳门去看他们。第二天，不知不觉，两夫妻就把我带走了。

　　B：你上车的时候，不知道是要去哪里吗？

　　W：知道要去广州，几个人一说，糊里糊涂就去了。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关系。港澳通行证他们老早就给我弄好了，过关的时候，国务院派来的人给他们看了信，他们问带了什么东西，我说没有，然后看也不看就放我们走了。

　　B：你到了广州，就知道是要请你去北京了？

　　W：对。我在广州住了一晚上，还不让我住旅馆，怕人家知道。那个时候很秘密的，江青还在嘛，凡是周总理做的事情，江青都要反对嘛，所以要保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坐飞机到了北京。

　　B：总理宴请你的时候，关于张灵甫说了一段著名的话，但版本相似的有好几个，你还能回忆起准确的原话吗？

　　W：他说张灵甫是黄埔的学生，自己是黄埔的老师，他应该把张灵甫争取过来的，因为张灵甫是个很好的将才。就说了这么一句，就聊起别的东西了，都是家常，没有让你觉得他要你来做什么。每周与“总司令”们打牌的女人

　　B：从那以后你每年都要回来，为什么？

　　W：中国好玩的地方很多呀。1974年我就到了延安。我要看看，毛主席怎么能够在延安这种地方生存下来。那地方是黄土高原啊，简直苦得不能再苦了，周总理都要睡窑洞，只有毛主席可以睡平房，还是土砖砌的，要是在湖南乡下，就是贫农住的房子。

　　B：据说当时国务院有指示，杨振宁和王玉龄两人想回大陆，可随时签证，来去自由？

　　W：对，那是确实的。而且招待得很好。比如北京饭店，东楼是新的，中楼呢，是以前张学良他们跳舞的地方，还有就是西楼，那时候根本没有人，住饭店的人都住在东楼和中楼，而我回去，就安排我住在西楼。我在西楼，只碰到过当时美国的副总统，我只记得他的样子，高高的，名字忘记了（按：可能指福特或者纳尔逊?洛克菲勒），他和他太太正好在中国。他就跟我打招呼，GoodMorning什么，周围陪同的人就很紧张，问我们说了什么，我说没说什么，就是道个早安。

　　B：当时那种环境下，对你们两个的接待规格可能是最高最隆重的了。杨振宁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又是杜聿明的女婿，杜聿明曾是司令长官，70年代还健在；张灵甫相比之下只是师长，早已阵亡，你认为为什么会给予你这么高的待遇？

　　W：可能是让人看看，共产党连我这样的人都接待。台湾我认识的人确实很多，我在台湾的时候，所有的“总司令”，包括“陆军总司令”孙立人、“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还有另外一个人，加上我，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在一起打一次桥牌。我如果回台湾去，人家就会觉得，共产党没有拿你怎么样，也不会对我们怎么样，大概作用就在这里吧。

 1960年代，在美国一家旅馆的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