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1日，早晨，苏联赤塔。

　　“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今天见到他的这位“老朋友”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索性一句话也没有说。

　　在长春被苏军逮捕时，苏联人问张景惠，是不是很久没有见到你们的皇帝啦？想他吗？没关系，很快你们就可以见到他啦。很快张景惠与各部大臣等若干高级官员被押送到了这个收容所。皇帝、大臣，“满洲国”的最高统治集团，竟然在苏联的异国他乡再次聚首，这有些荒诞不经的一幕仿佛是历史跟他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只是如今，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君君臣臣”。甚至更多了一些冷漠，曾经的“王侯将相”，如今也是各怀心事。

　　“下边伪满的大臣根本不跟溥仪见面，见到溥仪我叫你什么，你叫我什么？我还叫你皇帝陛下？现在都不是，现在咱们都是俘虏，谁叫谁去！”毓■回忆说，“张景惠拿木头做了麻将，和军部大臣、教育大臣和农业大臣四个人凑一桌，天天打麻将；日本人就爱打扑克牌、下围棋；王之佑（伪满官员）会说书，现编现讲，一天讲那么个二三十分钟给大伙听听，今天大破什么镇，明儿讲大获什么岛。爱干什么干什么，没人管。”

　　与伪满大臣的冷漠不一样，侄子毓■和皇室家族的其他族人们对这位同为“战俘”的溥仪依然尊敬有加，“我们这几个人伺候他，小奴才，死心塌地的。他吃饭，我们上食堂去，把这饭拿个盘给端回来，端到屋里边，他一个人单吃；喝水，我们拿壶给他打开水；衣服给他洗，铺铺床、叠叠被，也还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末代皇帝在红色的苏联并未受到太多的刁难。相反苏联方面还在衣、食、住、劳动方面给予了溥仪优待。他们特意为溥仪安排了单间居住，甚至还配备了佣人帮助溥仪料理起居。苏联人在溥仪的住处里摆放了不少红色书籍供溥仪“学习”。斯大林、列宁，对于这些陌生的名字溥仪没有一点兴趣。他的侄子毓■看到好奇想翻一翻，被溥仪白了一眼。

　　“什么斯大林、列宁，哪知道啊？那会看到书才慢慢知道，瞧见挺新鲜的，没接触过，”毓■回忆说，“我想瞧瞧列宁长什么模样、斯大林是怎么回事，就翻翻书。溥仪看到我翻书，一脸不高兴，还念呢，学共产主义党，学共产党的书了，你不是造反了！”

　　溥仪的特权甚至延伸到了马列主义思想和联共党史的学习课堂上。几个侄子为他单独放了一个大一些的椅子，让他坐得更舒服一些，还要沏上茶；领头读报、读书的人还得首先向他报告，他点了头，才可以开始学习。

　　熬过了每天例行的学习，算卦可以说是溥仪的一点可怜的精神生活。“他在屋里头算卦，我们在门口得看着，放哨。”毓■回忆说，“跪在床上算卦，拿着铜钱，哗啦哗啦在那摇晃。苏联兵来了，他就把钱收起来在那坐着，假装没事。苏联兵一看没事，走了。他就接着算卦。”

　　早晨算得好卦就有了希望，得到了安慰，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不得上吉之卦，决不罢休”。这点希望和安慰似乎只是当日有效，因为第二天又重新算起来，而昨天的希望和安慰都已经破灭了。

　　溥仪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溥仪越发感觉到自己未来的处境不妙。“那一天他算了一卦，那卦写着‘彩云秋后治’”，毓■回忆说，“这秋后的话，不可能有什么好消息。他就整天净琢磨这些个。”

　　这天，溥仪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给斯大林上书，要求留在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