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
1959年，12月底，北京。
高中生金毓嶂放学回家见到自己从未谋面的伯父时，觉得伯父看上去像一个老实人。
“戴一棉帽子，穿一身棉裤棉袄，就是劳改制式的服装，”金毓嶂回忆到，“跟我们握手特别有劲，刚回来的时候身体还是可以的，而且精神状态也比较好。”
“我就叫他伯父。哪里会再提以前的那套！都是以亲戚相称，他是我的伯父，我是他的侄子。”
一周前，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的“编号981”突然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特赦令，即日释放。
“溥仪从来没有预期到自己会这么快被释放，”当时在特赦大会现场的管教黄国城回忆说，“论罪恶他最大，他是伪满的皇帝嘛，是第一号；论改造，也不能说好啊，生活自理能力还是很差；论学习，他的弟弟溥杰比他强多了，很有政策水平；溥杰写了十个字了，那溥仪可能一个字还没写出来呢，所以当时怎么想，从哪个角度上考虑，溥仪也不认为第一个特赦可能会是他。”
弟弟溥杰捅了捅他，他才往前走了几步，深深地鞠躬，然后抬起他的双手，接了那份特赦通知书。管教黄国城说他看到了溥仪眼中的泪水。
回到监舍，收拾起自己不多的盆盆罐罐，同屋的人都向他道喜。溥仪没有说话，只是低头撕掉了衣服胸口的“编号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