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平寺位于八达岭长城南麓，由唐代名将尉迟恭督造，唐太宗李世民御笔亲书得名“敕赐和平寺”。2008年7月27日，饱经20世纪战火洗礼的中国老兵，倡仪“奥运休战”，控诉战争罪孽，撞响和平寺千年钟声……

　　所有人都应该放下武器，哪怕只是暂时性的，这种做法可以彰显人性的光辉。

　　类似的休战可以为战争的参与者重新考虑战争沉重花费的机会，并且考虑重开谈判的大门，让经历战争的平民可以获得解放。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王定烈穿着他的草编鞋走进位于长城脚下的敕赐和平寺。

　　满头短白发、身材粗壮的王定烈用夹着川音的普通话对出席和平祈祷的人群说：“我现在不是什么少将，我只是一个豆瓣酱。”然后这个1961年被毛泽东授予少将军衔的前空军副司令员在“奥运休战”的和平宣言上签下了他的名字。

　　7月27日上午，和王定烈一起来到和平寺的29位将军们，一起撞响了和平寺千年的和平钟。

　　奥运会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美国举办，总觉得那是外国人的运动会。

　　2008年的奥运是北京的奥运，中国的奥运。奥运会能在中国举办是了不得的好事。“几百年来中国受人欺凌，受人侵略，人家看不起我们，我们也看不起自己。现在奥运会能在我们国家举办，这是国家强盛的标志，这是值得我们这些老兵骄傲的事情。”王定烈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说。

　　北京复兴路14号重重岗哨的空军大院里，一处幽深而开阔、长满长春藤的老式院落。王定烈老将军等在门廊，两只大小不等的猎犬分别围绕在老人的脚前，他的脚上是一双草编的凉鞋。老人家喜欢穿草鞋，数十年如一日，即使是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也不例外。在会客室的茶几上，摆放着老人自己在院里种植的桃子。老将军快人快语，透着职业军人的豪爽和硬朗，对不满意的事情他就用川调骂娘。

　　1985年，中央军委任命了新的空军领导班子，司令员张廷发，政治委员高厚良。王定烈退居二线。虽然居住在深宅阔院，然而老人的居所异常简单。房间的陈设保持着二十年前迁入时的样子。南宋名将岳飞的名言是老将军欣赏的座右铭：“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90岁的王定烈可谓九死一生，被称为地狱归来的将军。他有一个“老朋友”——六毫米粗三十毫米长的七九式步枪的弹头，这个弹头嵌在腰里有十六年的时光。

　　1933年秋天，王定烈15岁，正在小学读书，当时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打到川东家乡。因为红军受到工农的拥护，很多年轻人就参加了队伍，王定烈跟随乡里的年轻人也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爬雪山、过草地、渡黄河，在血雨腥风中穿行。“红军有句老话，贪生不生，笑死不死。为穷人打天下，虽死犹荣。只要豁出去，该冲就冲，该杀就杀，你不怕子弹，子弹就找不到你。”这是红军老战士对新兵伢子王定烈的忠告。

　　然而，很快王定烈就被子弹击中。1937年3月，红四方面军撤退，退到祁连山。在一次战斗中，敌人向红军发起进攻，红军反击。“突然有一颗子弹打到我的腰里，子弹进去怪得很，把我的肾穿了个洞，射到脊椎骨上，它也不出来，当时我的腰就直不起来。”

　　当时部队转移，王定烈被留在山上，山上荒无人烟，伤员没处去。没有公路，连山路都没有，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老乡家，刚落下脚，就被搜索的敌人发现。敌人从窗外开枪打，打完枪提着大砍刀进屋来，看见红军伤员就挥刀乱砍，身负重伤的王定烈被砍了四刀。

　　同行的红军伤员被砍死，敌人离去，然而王定烈发现自己没有死。

　　为了避免给老乡带来杀身之祸，王定烈独自下山，刚走出两三百米，天就黑了。在山上躺了一夜，第二天下山，在路上又碰到红军留下来的伤员，然而同时也碰到巡逻的敌人，王定烈被俘。

　　在早年的军旅生涯中，王定烈除了被敌人严刑拷打，还经历过内部肃反的残酷折磨。

　　1936年1月，张国焘搞分裂，削弱了红军的力量，敌人反倒集中力量，乘红军的危难之机，从地面、空中不断围追堵截，大批战士牺牲。在跟随部队后撤时，王定烈发现沿途到处是留下来开展工作的同志被剜去眼睛，剖腹，割掉耳朵。

　　王定烈跟随四方面军长征，三次过草地。饥寒交迫，加之高原缺氧，倒下的红军战士越来越多。王定烈所在的四十三团一边行军，一边担任收容。一路倒下的士兵遗体，有单个的，有三三两两的，甚至成班的。漫长的征途，多少人的尸体都铺在道路上。

　　长征途中，死神不断光顾王定烈。在飞鸟绝迹的草地，他发起“羊毛疗”（急性胃炎），痛得他不敢直腰，打滚不止。这样的体质，又得急病，一旦掉队，要么倒下起不来，要么被专门残害红军掉队伤病员的土司武装所杀戮。师长兼团长郭锡山见王定烈病情不见好，借口战斗情况紧急，要把王定烈甩掉。别人不动手，郭锡山亲自用刀割断王定烈绑在马背上的绳子，把奄奄一息的王定烈抛在路边的荒野。后来被战友发现才幸免于死。

　　那颗打在脊椎骨上的弹头一直在王定烈的身体里，战争时期没有药物，没有医用器械可以手术。弹头跟随王定烈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只要天气变化，腰就疼。

　　直到16年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王定烈成为空军第18师的师长，那颗子弹才有机会和条件被取出。

　　晚年的王定烈经常会乘着一架印有“八一”军徽的三叉戟飞机，到航空兵部队检查工作。

　　他说：从机舱的窗口可以俯视到当年的战场——滚滚黄河，戈壁瀚海，烽火雄关，国破山河，历历在目。

　　“恐怖暴力，天人共谴。痛定思痛，以史为鉴。”

　　沈甸之将军代表老兵宣读《2008老兵和平宣言》。沈甸之88岁，头发花白，声音洪亮。

　　离休之后的沈甸之居住在空军指挥学院的住宅区，大多的时光老人在研习书法，他的书房里弥漫着浓墨的气息。在六居室的走廊间挂满他书写的长卷挂轴。老人家走路迟缓，在他坐进沙发的时候，卷起的裤腿裸露出乌青的腿脚，那是战争的岁月留给他的纪念。

　　1935年沈甸之开始其军旅生涯，当年是二十九军的老兵，属于冯玉祥西北军的旧部，亲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刘邓大军的警备参谋，追随刘伯承、邓小平转战大别山。抗美援朝时期担任空军指挥所所长，与彭德怀总司令共事，后赴苏联莫斯科军事学院学习，归国后担任中国民航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朝鲜独立自由勋章、二级国旗勋章。

　　老兵沈甸之对于奥运会是陌生的，对于运动是熟悉的。

　　“当年我们的运动就是打靶或野外演习。打靶，靶场就在公路边，我是特等射手，打靶时立、跪、卧三种姿势，每种姿势打三发子弹，射手就位领到子弹要宣誓，右手持枪，左手握子弹高举左臂宣誓：‘余，今日的百姓血汗换来子弹打靶，期望命中，准备战时,射杀我们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打的钢靶是红白油漆涂成的日本太阳旗，三十厘米宽，四十厘米长，射击距离三百米，三发子弹中一发及格，两发优秀。子弹打出去，在钢靶上炸响。”

　　在战争状态下，士兵为增强体质，也要强化训练。经常的运动有单杠、双杠、跳高、跨越障碍等等，沈甸之当年是连队跳跃障碍赛的第五名。刺杀、打拳、劈刀，也是士兵经常训练的，二十九军的将士身体都很好，刀很重，劈刀有四式刀，教官喊“一、二、三、四，劈！”这些运动都是必需的。二等兵晋升到一等兵，也要通过训练考试——引体向上做好，就是一等兵。

　　那时候日军已经开始觊觎中国领土，日本侵华战争一触即发。

　　“日本机构向我驻防在北平的二十九军提出要求，说军队里不准挂中国国旗，军营中要请日本人当教官、顾问。我们团部门口每天都要升旗、降旗，日本人提出要求，我们就不能升挂自己的国旗，我们都感觉这是国耻。我们的国旗，我曾日夜为它放哨站岗，无数次地向它举手敬礼，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却从旗杆上消失，那时候升降旗我们这些军人眼里是常含泪水的。”

　　从“一二·九”学生运动起，到“七七事变”时，沈甸之在北平。

　　“冯玉祥将军一贯主张以北伐军的革命传统教育部队。他亲自编写的《革命精神》就是部队进行传统教育的课本。《冯玉祥日记》是士兵们最爱看的读物。二十九军也是一支有抗战传统的军队，连队中平时唱的军歌，也都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民族英雄主义精神，如士兵们爱唱的《满江红》、《苏武牧羊》等。”

　　1937年7月7日午夜，日本侵华战争在卢沟桥爆发。沈甸之所在的卢沟桥守军凭借石桥的栏墙、沙袋和宛平城墙进行顽强抵抗。“7月8日，我们全队同学全副武装，乘坐四辆大卡车，从西苑第四营房出发，但目的地不是卢沟桥，是位于北平西南八宝山的田村。当时刚刚成立的以何基沣将军为前线总指挥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何基沣将军的指挥所就设在八宝山上。从这时起，我们这支学兵中队，实际上已成为指挥部的警卫连。同时设在田村的还有我军的后方绑扎所，大部分重伤员都从前线送到这里经过初步护理绑扎后再转往北平城内的各大医院。护送伤员的任务也由我们的连队担任。”

　　那段时光被沈甸之视为军旅生涯的耻辱。当兵的只要是腿肚子朝北都是可耻，因为那个样子就像随时在逃跑。“从7月7日午夜开始，到7月29日晚间，我军实行全线撤退，在这二十几个日日夜夜，我二十九军驻守卢沟桥的全体官兵都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他们在铁路大桥和石桥上多次向敌人进行反复冲杀。宛平县的守城部队，也多次击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然而，因为当时的领军宋哲元将军受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的影响，因为对日本存在着很大的和平幻想，以致使我军在事变前缺乏应战的充分准备，在事变后又未能迅速展开投入战斗，以至失掉了战机，完全陷于被动。”

　　据奥林匹克运动会史料记载，1940年，第12届奥运会原定在东京举行。由于日本在1937年发动的侵华战争，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日趋嚣张，中国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坚决反对在日本举办奥运会。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日本宣布放弃主办权。国际奥委会遂决定把这届奥运会改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行，但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被取消。

　　敕赐和平寺是唐太宗李世民御赐的，在北京昌平以西的长城脚下。和平寺里本来就有一雄一雌两棵古老的银杏树，7月27日这天老兵又种了四棵，称之为和平树。和平碑，由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题写碑文，碑上刻有《中国老兵的和平宣言》。

　　老兵徐寿增是撞响和平之钟的将军之一。1933年6月出生，1949年2月入伍，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役，徐寿增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65师某连副指导员，炮兵第67师政治部秘书、炮兵第67师某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炮兵第67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90年1月任武警部队政治委员。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8月晋升为武警中将警衔。

　　徐寿增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这次老兵祈望和平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战争是残酷的，它是作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统治集团与统治集团的矛盾冲突的反映，但是战争对人民生命财产、对社会的破坏也是巨大的，我们这些老兵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亲身体验过战争的残酷。它对人民的迫害、对民族精神的摧残是巨大的。我们呼吁和平，只有和平，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求得幸福。奥运休战、祈望和平是我们这些老兵的愿望，也应该是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古希腊时代就有奥林匹克神圣休战的传统，然而现在由中国经历战争的老兵发起休战宣言，具有特别的意义。老兵的宣言是面对世界的，我们反对战争，反对恐怖主义。”

　　解放军总政治部老干局前副局长、“祈望和平”活动组委会秘书长周绪银大校说，为了迎接这个体育盛事，全军的老军人以长城学会的名义策划了这次活动。

　　周绪银说：“2007年10月31日，第62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由中国提出、186个会员国联署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这是联大连续第八次通过《奥林匹克休战决议》。‘奥林匹克休战’不仅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理念，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愿望。‘神圣休战’保障了从公元前8世纪起，历时1100多年的293届古代奥运会，免除了多少次战争，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给人类和平事业留下了美好的纪录。”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原拟在1916年、1940年、1944年举行的第6届、第12届和第13届奥运会被迫取消。在奥运历史上，共有三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因战争停办。1914年，被称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的顾拜旦提出要将第6届奥运会举办地放到柏林，借此消除当时一触即发的世界灾难。然而，顾拜旦的“神圣休战”愿望被萨拉热窝的枪声击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柏林奥运会也被迫取消。“尽管‘奥运休战’未能阻止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但是作为一种正义呼声，始终在推动着人类理性思考和平与进步。”周绪银说。

　　出席和平祈祷活动的还有来自俄罗斯的老兵，俄罗斯、保加利亚等国驻华武官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