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导，文化学者

朱中原：学者、社会批评家

　　朱中原：作为大陆学术界较有影响力的文化学者，近年来您提出了"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的思想学说,能否谈一谈您提出“发现东方”学术思想体系的缘起与学术动机？

　　王岳川：当代中国的文化问题跟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和政治紧密相关，如果中国还像过去那样是一个贫穷和冷战意识很强的国家，那它将一去不复返地被分裂。道理很简单，我在海外的时候看到许多国内看不到的材料，最吃惊的是一九八六年，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给日本的官房长官一个建议，说中国的崛起挡不住，但有一个办法可以暂时摁住，就是让中国分裂。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分裂，不管是在秦始皇统一之前的七国纷战，七国之前无数弱小国家的纷战，以及两汉后的三足鼎立，东西晋的艰难，五代十六国以及蒙满入关，中国曾经多次被分裂。只要稍稍看看人口史，我很重视这些，在汉代的时候中国人口已经是好几千万了，大概是三千多万，但是两晋变成了一千多万，到了唐代，人口很多了，宋代大幅下降，南宋有所增长但元入关后又下降。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过一亿，是在康熙年间，但是战乱纷争也很多，所以只有把中国分成若干小国才能遏制它，当时看到了很震惊。回国以后，看了关于李登辉七国论的一些片断和报道，他就坚持认为让中国实力分散就要将它分裂为七个国家——港独、台独、疆独、蒙独、藏独、韩独以及南北战争，我突然意识到很可怕。西方的梦，日本和美国联手的梦，如果是现代国家做出的，那么到底是为谁？这促使我从后现代去怀疑现代性的问题，进入到后殖民主义，去怀疑区域性的和霸权主义问题。我们不能把每个西方人都想象成上帝、爱好和平的天使，其实不是的。其实人类的贪婪，从弗洛伊德已经说了，每个人都拖着一条猴子尾巴，这条尾巴就是欲望和本能。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也没有任何一派东西方哲学具有普适性，都具有视点问题。

　　后来我就转向关注科技和军事，我意识到问题很多，在海外看到航空母舰，半个足球场那么大，黑漆漆的舰体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飞机，是用来干什么的？决不是为了摆设或者游行好看。我也看到过核潜艇出没于海上的雄姿英发。尤其当我知道美国的F22飞机出现以后，一下子打破了世界的战争平衡、科技平衡。这里长话短说，我说点敏感的话题，中国的飞机还达不到F16，但从俄罗斯进口了飞机，从成都到沈阳都有专门的机场，国家花了重资——一架飞机七千万美元，差不多七个亿。但F22出现一下打破了，我们的飞机不管怎么样还是在大气层以内两万米以内飞，达不到两倍音速，一般达到一倍到一倍半，F22起飞后直接进入平流层，美国军方提出它可以在两小时以内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扔炸弹。到了这么高的高度，就算是扔下了一个秤坨，由于重力加速度，也能把一个大楼击穿，就像天外的陨石一样。所以真正使得世界朝前奔，使这个世界充满了战争的隐患，并不是因为世界警察武器配备相当好，恰好相反。所以我开始关注亨廷顿的许多问题，比如说二十世纪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争，打得不可开交。尤其是人肉炸弹，用句开玩笑的话说，中国只出了一个董存瑞，而中东个个都是董存瑞，这样一来基督教不仅仅是美国民主的象征，而变成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之争，圣战之争，问题非常大。还有一个提法说20世纪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我们有一位蒋庆教授就要把儒学改为儒教，自己成为教主，非常危险。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空前复杂，军备竞赛没有结束，俄罗斯在我们周边同样有进攻的机会，日本全部装备成原子弹，只需要一两个月就可以在总数上远远超越中国，因为虽然现在日本是无核国家，但核电厂很多，提铀水平极高，然后还有很大问题，中国军事力量，海军空军我不谈，毛主席领我们六亿人民勒紧裤腰带造出了原子弹，举国为之骄傲，但是我要说今天这种骄傲一点都不存在了，原因何在？今天我们不能把原子弹用手提箱提到美国去，进不去的，我们只能用洲际导弹，但中国导弹刚刚起飞，美国的高科技就能迅速计算出轨道，把你打下来，在什么地方起飞，刚升到高空，就在本土爆炸。所以过去我们不存在运输工具的时候造出原子弹叫做反核威胁，我们有一种民族自豪感，今天没有了。苏联垮了，东欧垮了，整个世界欧美一体，当然他们也有矛盾，亚洲——我说的东方是问题很大的，中国如果现在和美国、日本比军事，搞军备竞赛，结果就是人类毁灭。所以我觉得，一方面要做好战争准备，另一方面更大的问题是关注当前文化问题。

　　朱中原：我在很多场合看到你谈到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能否在此详细谈一谈？

　　当代中国文化，今天它基本上变成了美国的批发文化或亚文化。乡村里的卡拉ok，披着长发，染着金发的青年歌手，而中国传统中的很多文化质素都已经不存在了，我前面谈到，君君臣臣不存在，学术结构不存在，伦理方式不存在。过去从来没有听说一个妇女可以嫁很多家，今天则变成了特别容易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中国是进步了。但和传统中国相比，也存在文化的失根，没有根了。这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的文化既不是纯粹的美国文化，也不是欧洲的古典文化、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而变成了杂种文化、杂交文化。这将使得中国人认族认根成为问题，比如山东的祭孔，北京大学很多人认为是笑柄，海外很多人也写文章抨击，但很奇怪，海外那些享受的现代化待遇，享受了民主和平的华侨们反而回国来激动不已，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他们出去以后，看到了很多，就像我的一个博士到美国去做博士后，她给我打电话说每天最想的是中国，最想吃的是中国菜，最想的是和大家说几句中国话。所以这有个世界的原因，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这就要涉及比较多的方面了，落后就要挨打是按照西方的法则来制定人类的规则，这个法则就是按照时间表，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总是错误的、落后的、衰亡的，不然怎么会被over呢？丹尼尔·贝尔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说法，以及哈贝马斯的说法，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五阶段论”的说法，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代表，那么东方思想怎么可以跟他们抗衡呢？西方是时间观，时间本体观，而东方是空间观，讲的是境界、提升、空灵等等，而今天的文化却变成了西方的时间观文化，这个文化构成说得比较复杂，其终极就是弥赛亚主义，人类是有原罪的，生下来是肮脏的，往前走才能得到最后解放。

　　中国文化恰好相反，孔子说吴从周，他要恢复周礼，往回走，被称为复古，这是东西方思想的一个区别。于是矛盾就出现了，希望像西方那样的人强调的是未来时间观，面向未来，强调自己的个人至上主义，强调所有的杂交文化；希望保持自己的根本，寻根的人是往回走的，追溯远古的理想，包括一些拍卖市场里喜欢古画的都是这样的人，但是空间观已经不能和时间观的本体论相抗衡了。我写了一本《中国镜像》，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文化就是以西方为背景的杂交文化，杂交文化最危险的地方在于，一旦国家的军事冲突失败，一旦我们的海军、空军在战争中失利，杂交文化的非信仰性、非价值归属性就将一盘散沙，变成乌合之众。

　　于是就会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个问题，他问撒切尔夫人，中国给你们两亿到五亿人口，你们要不要？美国人也提出了类似问题，谁来给中国粮食？谁来养活中国？一盘散沙，每一个省都比欧洲一个国家要大，如果没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凝聚力，一旦散了，14亿人，相当于7个美国，14个日本的人口，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养活他们。我意识到，如果想让这个国家不散架子，我们作为文化人不可能去研究什么新式武器，我是个反武器论者，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人类进步的结果就使得大刀长矛败给了枪炮，败给了原子弹。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人类应该强调多元文化。

　　当代的文化应该是多元文化，而我的《发现东方》有一个关键词：让习惯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人学会一点点谦虚，开始尊重东方。让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开着圆桌会议，成为边缘或者多元中的一元。如果说中国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错误的，那么今天的西方恰恰变成了中国的君，中国变成了西方的臣，西方变成了我们的父亲，我们变成了西方的子孙或者野孩子，这在国际大家庭当中是不合法的。问题出现了，如果是文化多元主义，听谁的？听西方的吗？西方的霸权主义，连自己都已经开始反思了，不然就不会有后现代主义，更不会有后殖民主义。听中国的吗？你是一个弱者的声音，是被疏理的、被隔绝的，是听不到的。所以完全听西方的不可能，完全听中国的也不可能，所以我们现在希望保持一种中介性的话语，有没有可能在两种话语之间找到一种中介？

　　因此发现东方是一种谦虚的呼求，希望他们来看一看已经被边缘化为垃圾集散地，廉价劳动力、污染地、环保出现问题、生态出现危机的这样一个边缘地区。同时“发现东方”也尊重天赋人权，每个人不因为人种、色彩，不因文化背景，不因历史而有亲疏，我认为这才是人类未来的真正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