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中国古代素以“琴棋书画”来代表形容个人的文化艺术修养。但翻检史籍可以看到，“琴棋书画”一词，始见于唐代何延之《兰亭记》：“辩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1]（卷三引）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典籍中有大量关于这四种形式的记载。可见这四种艺术和体育项目形式的出现最迟不晚于春秋战国。这就不免令人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从它们的出现到这四者融为一体，成为文人文化修养的标志，中间竟然相距约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通过对围棋的产生演变到《世说新语》中魏晋文人围棋活动的研究，我们发现，围棋作为一种娱乐活动的出现，经历了一个从社会的道德教化工具发展演变成为个人才能和人格的展现的过程。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转变，才会使围棋成为代表个人文化精神修养的形式，跻身于“琴棋书画”四大修养形式之中。

一

　　中国是围棋的故乡，其产生时间虽然已难确考，但春秋时期的典籍已有关于围棋的记载。说明它的产生不会晚于春秋。不过将现存早期有关围棋的材料记载与《世说新语》等六朝时期有关围棋活动的材料作一对比，就可以看到，早期人们对于围棋功能的认识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距甚远。早期人们对于围棋功能的认识主要局限在它的教化作用；而从魏晋时期起，士族文人逐渐开始从哲学意味、娱乐功能以至人生态度，也就是广义的精神修养的高度来体会和认识围棋的作用和意义。

　　因围棋的棋子只有黑白之分，没有等级之别，各子地位平等。刘向《围棋赋》：“略观围棋，法于用兵。”[2]（卷五二韦曜《博弈论》李善注引）桓谭《新论》：“俗有围棋，或言是兵法之类也。” [2]（卷五二韦曜《博弈论》李善注引）所以有人认为围棋起源于原始部落会议共同商讨对敌作战的需要，就地画图，用两种不同的小石子代替敌我的兵卒，就双方作战部署进行讨论。这种说法虽然没有实物根据，但比较符合围棋的基本原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疏谓：“以子围而相杀，故谓之围棋。”[3]（p1986）马融《围棋赋》上也说：“略观围棋，法于用兵。”[4]（《全后汉文》卷十八）也是从军事角度理解围棋的功用。不过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围棋的就被赋予了浓重的道德教化色彩。在早期的文字记载当中，围棋相传为尧或舜所造。张华《博物志》：“尧造围棋，丹朱善棋。”[1]《广韵》引作：“舜造围棋，丹朱善之。”[5]（卷一上平声“棋”字下引《博物志》）按丹朱为尧之子，“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6]（《五帝本纪》p30）。《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博物志》此文正作“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7]( 卷八0《晋纪二》p2558)丹朱不得为舜之子，故《广韵》所引有误。但舜造围棋或为另一传说。胡注又云：“或曰：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其法非智莫能也。”这两种传说尽管主人公不同，但对于围棋功用的介绍却是一样的，即都明确地说出围棋产生于教化的需要[2]。

　　先秦时期典籍中有关围棋的记载完全可以证实早期围棋的这一道德教化功能。《论语》：“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于己。”[8]（《阳货》）何晏《集解》引马融曰：“为其无所据乐，善生淫欲。”邢昺疏：“《正义》曰：此章疾人之不学也。……言人饱食终日，于善道无所用心，则难以为处矣哉。……夫子为其饱食之之，无所据乐，善生淫欲，故取教之曰：不有博奕之戏乎？若其为之，犹胜乎止也。欲令据此为乐则不生淫欲也。”[8]（p2526）可见孔子是用下围棋的办法来占领那些无所事事的人的时间，以免他们产生淫欲邪念。孟子也曾以围棋为喻教育学生：“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9] （《告子上》）

　　对于围棋的这种教化功能的认识直到魏晋时期不仅为正统的儒家人士所继承，而且还有人变本加厉，从礼教角度主张取缔围棋。三国东吴韦曜受太子之令所写下的《博弈论》对围棋发出了严厉的声讨：

　　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神迷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太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发。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务不过方罫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徵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用之于诗书，是有颜、闵之志也；用之于智计，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资货，是有猗顿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将帅之备也。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2]（卷五二）

　　文中韦曜可谓软硬兼施，或威逼，或诱导，千方百计要使博弈者回心转意，弃旧图新。《晋中兴书》云：“（陶）侃尝检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奕之具，投之曰：‘……围棋，尧、舜以教愚子。博奕，纣所造。诸君国器，何以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读书？武士何不射弓？’”[3]看来韦曜和陶侃的观点比孔子还要过激。孔子尚还能允许人们以下围棋的办法来杜绝滋生淫欲之心，而韦曜和陶侃则干脆要取缔围棋等游戏活动。不过毕竟韦曜在文章中还承认了下围棋所应当具有的智力，承认了凭此智力去猎取功名是不在话下的。而且他们这种观点在当时已经属于主流意识之外的偏狭认识。东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失势，人们对于围棋的功能也开始有了新的体会和认识。班固在其《奕旨》中说：

　　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或虚设豫置，以自卫护，盖象庖牺网罟之制；提防周起，障塞漏决，有似夏后治水之势；一孔有阙，坏颓不振，有似瓠子泛滥之败。作伏设诈，突围横行，田单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赏，苏张之姿。参分有胜而不诛，周文之德；逡巡儒行，保角依旁，却自补续，虽败不亡，缪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4]（《全后汉文》卷二六）

　　这段文字是历史上最早的对围棋棋理作出如此全面而深刻的解释的文章。围棋所蕴含的中国人的哲学意识和文化精神，棋理中所体现的辩证观念、虚实之理、竞争意识，以及心理因素等，在文章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述和发挥。与孔、孟等儒家人物仅限于对围棋的道德教化作用的认识相比，东汉人对于围棋的认识显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层次和较深的程度。从韦曜和陶侃于班固等人对围棋看法的分歧中似乎可以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在汉末以来的社会环境中，对于围棋态度的不同，实际上也是检验一个人思想观念和社会观念上是抱残守旧，固守儒家思想不放，还是扬弃传统，追求新的思想人生观念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分水岭和试验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