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查新昌

　　法国的福柯用写作把知识变成了快乐，而中国女作家林白在写作中享受了性爱的快乐。中国文坛，是作家诗人粉墨登场的大舞台，是诗意倾诉和思想独白的话语平台。在这里，有多少人流连忘返，有获得巨大成就的，惨遭失败的精神分裂者，也有误入歧途的，玩物丧志的，彼此作践蹂躏的，但文坛仍然是他们亲爱的文坛。

　　我喜欢开始和出发的状态，放弃了对文学经验的终结，学会了认识论的接合。中国文坛的一切现象，促使我结束表象化和单向质的观点，寻找崭新的探讨方法，求解文学性和人类文化的连接点和断开点。所以，在自我肯定之前，我应该先作自我批评，因为我用会计师的想象力，拟定了这篇文章的标题：翻盘中国文坛。

享尽精神快餐和肉体快感之后的悲哀

　　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传统文化、电影艺术和体育事业已引起世人瞩目。遗憾的是，从庞大的中国当代文坛中，人们很难获得一种大喜的信息和温暖的安慰，而且经由失望和无奈，了解到文学像被抛弃的寡妇一样，从社会的中心位置退居到边缘地带，文学悲剧的帷幕慢慢拉开了。一批又一批生存伎俩多于写作智慧的无业游民，新时代的文学精灵，道德败坏的文化骗子，危险的精神分裂者，太监式的雇佣文人，占据了昔日不可侵犯的中国文坛，中国当代文学所遭遇的整体性尴尬局面，逼得彼此相轻的文人们，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因而引起各种圈子之间经久不息的口水之战。余杰对余秋雨的批评，王朔对金庸的病诟，葛红兵对鲁迅的质疑，足以证明炮轰名人成了一种玩时尚的格调，一种满足虚荣的文化游戏，一种精明的诡计。“诗歌死了”，“文学死了”，以及中国作家的疲惫尊容，一百年在“诺贝尔奖”缺席的怯魅，相继成为中国人议论的焦点。但最有震憾力的是，韩寒的博文《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以及因德国汉学家顾彬而引起的“当代中国文学是垃圾”事件。文坛内外的聒噪状态，不懈的努力，无非是从质疑到谴责，从谴责到声讨，从声讨到仇视，乃是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的逢场作戏，人们无法从中获取理解、宽容和温情。这是何等悲壮的创作激情，何等媚俗的欲望表演，何等典雅的精神撒娇。

　　白烨对韩寒提出“‘80后’作者和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市场，尚未进人文坛；文坛对他们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与其文……”尖锐质疑时，韩寒深感个人成就的失色，很快在他的博客上发表了《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把一颗非常恶劣的文字炸弹，扔在养育他的文化母体和文学摇篮。对此，韩寒更加明确而自觉地把文坛扩展到更为宽泛的领域，他说：“每个写博客的人，都算进入了文坛。”这句话本身，就透露他以自欺欺人的谑态，侮辱了他亲爱的中国文坛。严格地说，韩寒的驳文下流到极限，让人震惊和无奈，似乎他裸奔于文坛外，胡媾乱舞，毫不羞耻地向读者飙车般展示了他的灵魂。他的功成名就，无非是商业气氛的产物，似乎做了一次文学性越野游戏，放荡不羁的，无拘无束也不问所终的文字游戏。可悲的是，如此邋遢龌龊的作家，居然成了新一代读者的超级偶像，这是丧失道德标准的时代悲哀，也是新一代享尽精神快餐和肉体快感之后的悲哀。

　　显然，在这个以物质财富为荣的时代，让借用文学暴富的韩寒回到文学本身，是一种落败者的绝望请求。白烨的种种“‘80后’作家这样一种姿态坚持下去，成为主流文学的后备作家是完全可能的”，或“‘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这批写手实际上不能看作真正的作家，而主要是文学创作的爱好者”，这些纯审美话语，在激怒的韩寒的理解范围内，从雅语降为俗事，似乎成为统领天下者的定义，主流就是历史规定的文坛主角，把以韩寒为代表的‘80后’作家视为坛外之敌。严格地说，中国文坛没有整体的两面，也不存在矛盾的逻辑，真正的文学是在没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的格局中，才显示出文学的意义。“80后”作家代表着一个时代，不论谁的否定，或不承认他们不是真正的作家，他们注定会穿越时间的形式，替代现在的文坛前辈，正如韩寒所说“每个写博客的人，都算进入了文坛”。 如果韩寒把这句话，冠以驳文的标题，不说粗鄙下流的脏话，那么他代表的是新时代整体性的写作状态和审美精神，昭示出不同创作趣味的相互融合，但韩寒与此背道而驰，创造了公开骂人的奇迹。所有的争论表明，这些现象都出自文化圈自身的游戏规则，意味着想在中国文坛上混出个名堂，要始终保持一种极为练达、圆滑、虚伪的生存伎俩，一种互相吹揍的做人经验，一种逢场作戏的表演技能，就像新疆高空王子阿迪力在钢丝绳上保持平衡一样重要。

　　在中国文坛，每个著名作家都处在被审美冷枪的包围之中，稍有不慎便遭遇袭击，造成恶语相加的口水战。公正地说，在文坛上交战的双方，将自身的审美观点和批评愿望摆出来，力求让对方明白，其目的不一定要消溶审美观点的差异性，以达成彼此灵魂守望的同一性，而是形成彼此差异中尊重、理解和宽容，回到真切的心灵需要。

文坛游戏：没有战争就制造战争

　　在广义的中国文坛上，任何一个人把文坛视为名利场的人，都不得不进行一场文学性的疯狂表演，如果没有蠢人陪伴，真正才华横益的人，就没法施展他的个人才能。如果进不了文坛，就顺应大众生活之流，因为条条大路都通向失败，只有一条道路通向成功，只有像木子美那样超级放荡，像芙蓉姐姐脱出雅态扭屁股，像杨丽娟倾家荡产也要疯追华仔，像二十八岁的翁帆嫁给八十二岁的杨震宁，像在国内红极一时的姜戎小说《狼图腾》面向公众，才能一夜之间成为明星。

　　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从自强不息的中国作家身上，已经汹涌鄙薄出无数不可羁辔不可扼止的文学力量，这些文学力量曾奔流在莫言等作家的叙述智慧之中，也曾洋溢在卫慧等女作家的骚体丰艳中，他们今天的写作欲望与激情，丝毫不减当年的原始威力。虽然莫言热衷于黑暗阴晦的著述，卫慧倾向于反向性的骚体写作，但他们不事逢迎，义无反顾地操着反叛的姿态，去违背人间的常理和天伦。这些离经叛道的天才们的出现，一次又一次地激起文坛的骚动，动摇了一个时代的理想。这些作家把现实的另一面，交给了满脑子充塞着中庸思想的评论家，交给了心怀偏见的庸众。因此，研究作家的心灵结构，比研究作家的作品更重要，因为评论家在烦忧别人时，总是也在烦忧自己。在文学批评全面兴盛时期，如果评论家丧失公正的审美态度，又不承认这一点，中国文学就会迷失方向。

　　在中国文坛，多少文人骚客为了维系自身的名气，没有战争就制造战争，没有敌人就要寻找敌人。残雪曾是一个真诚正直的女作家，中国的评论家一直认为她的小说是一种隐蔽的文学财富，一种人性迷宫，一种超现实的审判结果。然而，她自以为自己的存在，给中国文坛带来巨大的荣耀，且毫不自矜，她批评王蒙是为了自己得到颂扬。值得一提的是，王蒙曾一直处在文化官员的特殊地位，处在一个忧虑与怀疑的时代中心，他对历史的追问，人性的探索，是苍白无力的，推荐一百次也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残雪在疯狂批评王蒙的同时，独断性地妄加指责余华的失败，象征着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全面倒退。事出有因，美籍华裔作家哈金提出“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后，残雪以为自己写了“伟大的中国小说”，她近年来引起一些外国人的关注，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她在国内的处境每况愈下，国内不断推出《上海宝贝》、《糖》、《高跟鞋》、《有了快感就喊》之类的作品，这使残雪心中生起一种嫉妒的报复心理，开始指责王蒙和余华。她在公众媒体旗帜鲜明地丑化余华，妖魔化王蒙的时候，还公开指责谢有顺抱残守缺，真不知道这样空洞浮夸的批判，能解决什么问题。

　　俗话说祸从口中出，说话应以诚实为原则，与其说空话、假话和废话，还不如闭口不说。王彬彬对残雪的批评，真是当代罕见的当头一棒，王彬彬尖锐地说：“把残雪与余华联系起来，不知人们是否会错愕……残雪的小说世界如垃圾堆，而余华的小说世界则如屠宰场……在残雪所造就的垃圾堆上，人成了在垃圾里翻动拨弄的苍蝇，而在余华造就的屠宰场里，人则既是屠夫又是屠宰的对象。残雪的小说世界散发着刺鼻的腐臭，而余华的小说世界则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血腥。”王彬彬的批评目的在于，残雪拿自己的“国际形象”，掩盖她在国内遭遇的尴尬，她的批判不只是表演，更是争夺“伟大的中国小说”桂冠的复仇。这像野心勃勃的余华，批评家对《兄弟》不屑一顾，他不仅不接受善意的批评，反而对贺绍俊先生说：“全国人民都在骂我，快都把我气死了！”这种心态和情怀，说明他从重要作家向庸俗作家过渡，正如李建军所说：“余华，这位文学素养并不高，思想并不成熟，体验资源并不丰富的‘先锋’作家，虽然像残雪和莫言一样，被中国及外国的一些批评家吹得神乎其神，但却不知道按正常、健全的人性尺度叙写人物。” 其实怎么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什么，为谁而写作，尽管文学不能拯救芸芸众生，不能改变世界，但作家的灵魂比文学更重要。

传媒飓风：《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从“诗歌死了”、“文学死了”到“文坛是个屁”等文坛内外的飓风刮过之后，重庆晨报登出《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文，公开谴责德国汉学家顾彬以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坛。不到几天，这篇报道已被中国所有重要媒体转载，包括香港、台湾、美国、新加坡等地的海外华文媒体也都转载了。人们从激烈的争论之中获得了宣泄的快感，狂骂和谴责背后的真实性无足轻重。许多媒体把“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个大概念，置换成嘲讽中国作家的“娱乐新闻”，撇下国家的尊严，疯狂地为点击率、发行量和收视率忙碌，这意味着文学正在被传媒愚弄替代了。换一句话说，文学已经到了向大众媒体献殷勤的地步了。面对有损于国家形象的重要话题，中国网民的反映尤其热烈，几乎全国网民声势显赫地表示支持顾彬的观点，赞成“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

　　时至如今，对这个夸张的颇招非议的做法，没有一个权力机关严厉指责与制止。相反，就在德国汉学家顾彬“炮轰中国文坛”的同时，《震海听风录》节目在凤凰卫视资讯台播出，向全世界播出朱大可批评中国文坛空心化，成为庞大的垃圾厂。除此之外，当《财经时报》记者问他怎么看待当下的文学生态和现状时，朱大可说：“当下的文学生态，就像一个‘工业化’的垃圾生产流程，跟用激素、化肥、杀虫剂弄出来的农作物一样。出版物很多，看起来琳琅满目，可以拿来吃，但却大多是问题食品。现在也丧失了基本的检验标准。文学的核心价值究竟在哪里？它人间蒸发了，完全不能支撑作家灵魂的内在超越，作家书写的目标只是基础价值，也就是市场和版税，而不是终极价值，甚至不是中间价值。中国文坛是空心化的，它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厂。”

　　可以看到，许多批评家和作家赋予文学性的内涵十分激进，在欲望表演中登峰造极，他们愤然宣布与中国文坛分道扬镳：朱大可与文学离婚，余秋雨公开宣布封笔，声称自己不是作家，李锐申请退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家族。其实，他们不过是沽名钓誉，以不俗为俗，没有超出文坛这个舞台，仍然在参加各种文学性话语圈里的活动，频频出版自己的作品，还没有脱离作为人本身的文学性，他们仅仅将自己的表演范围，圈定于同样具有后现代文学性的公众媒体。也就是说，出于人类共有的精神撒娇本能，他们自认为是世界级文学大师，在文学领域独树一帜，引人瞩目，经常道貌岸然地在大众媒体露面，发布惊世骇俗的个人宣言，只为了守住独尊形象，而将生态环境和话语平台弃置不顾。与此相反，如果将顾彬在“德国之声”的一次访谈，作为政治游戏来加以研究，那么文学固有的游戏功能，可能恰恰是一个等历史作定论的问题。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事实真相表明，顾彬教授并没有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他在给德国中文媒体发来的电子邮件里说：“就这件事，我收到了许多信件，报纸的采访要求等等。那家重庆报纸显然歪曲了我的话。我肯定说过，棉棉等人的作品是垃圾（‘垃圾’二字是用中文写的），但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我没有这样说。”

　　这一切无不表明，大众媒体正在改变文学和公众的关系，尽管文学仍然标志着人类文化的尖端，来自后现代的新技术和新观点，不断闯入中国文坛，而作家则进一步增进了文学艺术和大众媒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制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风气。

没有立场的文学批评正在抽空作家的灵魂  

　　最近这几年，一批又一批“批评家”在中国文坛脱颖而出，阵营越来越庞大，气势磅礴，咄咄逼人，像闯进文学村的日本鬼子，一个个手握批评家的审美砍刀，进行着大刀阔斧的文学大屠杀，无一著名作家免遭杀戮，仿佛天下的一切恶人坏事，都是来自作家的极端自私。他们斩尽了草，除绝了根，还在虎视眈眈盯住文坛，谁在文坛崭露头角，大刀就向谁砍去，这逼人的气势，仿佛中国迎来一个全民性批评的时代。

　　我没有一点夸张，人们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所谓“批评家”、骂评和市民化的批评，在公共性的幌子下逐其私欲。面对如此杂语喧哗的情形，在无数世故的目光的逼视下，有良知的中国作家正在忍受着批评的折磨。此后，文学批评进入了无拘无束的封闭的窝里斗。比如说，在《中国小说：焦虑与问题》一文中，李敬泽对张庆国说：“中国一年1000部长篇，我看艺术上及格的不超过20部，这20部里大部分也就是及格而已。”时隔不久，甲作家就在《文学自由谈》发表文章，严厉指责李敬泽随心所欲说大话，目无一切，居心叵测。甲作者的批评快感没有维持多久，很快遭到了乙作家含沙射影的反驳，字里行间之间，充满讥诮与反讽之辞。这样的批评没有任何意义，既无法触动作家的写作激情，也无法介入人们的阅读世界。有人指控说，《文学自由谈》成了谴责和声讨的“屠宰场”，而《文艺报》则成了相互吹捧的“表扬台”，与其说给中国文学添色着墨，不如说带着嘲讽的心态，快感的神情，观赏着作家的窘态与傲姿，恨不得把所有的中国作家送进地狱与天堂。

　　随着狂骂乱评的频繁出现，文化批评的市民化和庸俗化，将文学批评已推向公民社会，造成后现代的狂欢场景，只有平面性和游戏性，没有深度和本质，恶骂、吹捧、发骚、扮酷、摆谱、撒娇、装嫩和卖乖等不良行为，已渗透到一切私人表演领域。以李美皆为例，她以典型的贱趣味解读方式，随意罗列出毕飞宇的《青衣》中的几个性事片段，以点盖面，口出狂言，妄论中国所有男性作家不会爱女人，不会写爱情故事，狂欢式地颠覆了当下中国所有的男性作家。接着，她又以《夏志清的丧钟为谁而鸣》一文，恶意翻盘夏志清之后，跃身一变，忙里偷闲制造出《刘亚洲：真自由，大自在》一文，把一个普通的写报告文学的军旅作家刘亚洲，吹得天花乱坠，通篇是“独树一帜”、“英雄的价值”、“人道主义的作家”、“一代天骄”之类的溢美之辞。“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或许就是有些批评家在骨子里的出尔反尔与见风使舵。他们不是忠实于文本的细读和基本的学理，而是依赖于公众舆论和个人的私情。这使我们看不到批评家相对恒定的价值立场，看不到率真的批评勇气，也看不到真正的批评智慧，字里行间之中，却透射出某些市侩的气息来（见洪治钢《 争鸣：批评的立场像更换内衣一样随便？》）。”这些典型的事例，以其普遍性给中国文坛带来了不祥后果，也正在成为令人失望的批评趋势。

    这些事例更深一步证明，中国文坛遭遇的一切尴尬，在于文坛内部逢场作戏的窝里斗，在于市侩化批评的侵扰与损害，在于狂欢式的市场喧哗。李美皆式的文学批评家，像市场街上讨价还价的小市民，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文化艺术研究机构，不负责任的友情吹捧和声讨谴责，促使着真正的文学批评正在没落。 这样一种骚动循环的文化氛围，很难造就世界级文学大师。坦率地说，中国文学界应该把电影界和体育界作为首要的行动指南，放弃窝里斗的不良遗风，阻止偏激与谬误，抵制狂欢与仇视，以张艺谋、姚明和刘翔为榜样， 用真正的经典作品，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令人肃然起敬的文学形象，为祖国带来新的光荣与骄傲。

迷失的文学时代：终结意味着新的开端

　　用文学性的视角，透视文学本身的内在嬗变，不难发现这个时代关于金钱与道德和享受与罪恶异趣沟通的范例，而文学本身也不失优雅地在这一经济至上的生态环境中，赋予了新的生存游戏规则。毫无疑问，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学的崇高位置已经被物欲的激流席卷，逐渐被各种商业文化和娱乐新闻替代，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关心越来越淡漠，有关文学存在的各种尴尬与危机的言论，从四面八方向作家们扑来，而作家们却束手无策，正在成为各种文学事件的旁观者。

　　也许，文学的边缘化，以及决定性的迷失，是从诗开始的。我对欧阳江河、西川和翟永明等优秀诗人，表示始终不变的敬意的同时，还希望有良知的批评家们应该停止将诗的自然性与人类文化割裂开来。实际上，诗的智慧存储于人类文化中，而人类文化的智慧也存储于诗中。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诗人们是幸运的，信奉 “诗歌拯救世界（阿诺德）”、“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和“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的隔世名言，一个个以新启蒙者的姿态，迈着带动世界的脚步，享受过超级偶像式的文学待遇。以北岛、顾城和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在新的社会形态中，犹如河面上漂浮的人造树叶，沉浮于表象化的空洞抒情，很快就被流派林立的新诗异军彻底颠覆，诗学秩序在物质时代的后现代文化冲击波中，从“海子式”的忧国忧民姿态，迅速滑向“于坚式”的个人话语转换。浪漫精神的消解，诗艺探索和艺术目标的丧失，使“变态诗人”顾城抡斧杀妻后自杀；价值观念的曲意，真理意识的失衡，使“爱国诗人”海子卧轨自杀；道德意义的下滑，诗学立场的更换，使“民间诗人”伊沙写了《饿死诗人》的悼词，向世界宣告诗人的价值核心被瓦解。从此，诗人们无奈地走向边缘地带，精神开始颓废，创造能力逐渐消失，不断制造出“赵丽华式”个人肉身化和趣味低下的作品。他们为倡扬世俗的个性，顺从盛行的操作游戏，设置各种私人化写作的诱惑，抽空终极价值关怀，暴露了有悖于人性温亮的人格特征。

　　文坛的存在，给人类提供了实现理想和欲望表演的公共性大舞台，原本就既富理性，又富非理性。文坛既不是天堂，又不是地狱，文坛只是各路作家诗人赖于生存的阳光地带。20世纪90年代初，贾平凹的《废都》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相继出版，《白鹿原》成为文学界公认的经典，而《废都》成为全国人民的笑柄，家喻户晓的色情读物。围绕《废都》的色情著述，人性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不断引起批评家和学人的质询，从雷达到汪政和陈思和，都是为了揭示人们在人性问题上的无知、疑惑、矛盾、谬误。公众对《废都》的恶意批评，不但没有导致对人性的理解，反而导致了对已有经典的怀疑。我说过贾平凹是先见之明的作家，在他的《废都》里，虽然人性并非以圆满性、美德、真理、善良的面目出现，但至少暗示了美好的人性已被放逐，使人们为丧失道德善良而悲叹。我还说过当今社会的现实人事，比《废都》更肮脏更黑暗（见《中国西部文学的困境与魅力》）。但贾平凹的作品并非完美无瑕，我为《废都》的批判精神鼎力辩护的同时，也钦佩李建军博士对贾平凹的跟踪批评。李建军批评《废都》摧毁了统领至今的审美标准，侮辱了中国所有的道德传统，他还批评贾平凹把读者对道德意义的期待，野蛮地归于失望。这么多年来，李建军依然坚守着诚实不欺、忠厚严肃、始终如一的批评立场，这样的心灵姿态，这样的批评勇气，在中国是值得尊崇的。

　　文坛是思想的摇篮，这个摇篮保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流传至今。面对“诗歌死了”、“文学死了”“文坛是个屁”和“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淫言威语，我不想顺应任何时势潮流，坚信只要人类存在，文学就会廷续，因为人类在征服自然和战胜自己的过程中，必将远离懦弱和愚蠢，臻于成熟和完美。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曾预言：“《白鹿原》是最后的史诗，这就足以说明史诗的终结。”陈晓明似乎表征中国不可能再有比《白鹿原》更好的作品。如果站在陈晓明的反方向思考，人们将会发现，在中国重要作家群的写作中，仍然存在着一种大写的雄心壮志，一种坚执的思想境界，一种日臻成熟的精神超越，不可能的对立面就是可能，终结意味着新的开端，随着中国文学鼎足之势的到来，必然有新的文学力量，完成奇迹的创造，预示中国文学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