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建军

　　自古至今，中国农民一直是肉身化生存者。在乡土社会中生存，意味着人的肉身还能在乡土社会中活动，还占据着乡土社会的一方空间。在乡土社会中再生，其标志就是自己生了儿子，育了孙子。乡土社会用“肉身”作为“自我”的代名词，这里用“自身”称谓“自我”，用“身世” 称谓个人经历与遭遇，用“立身” 称谓获得做人资格，用“终身”概括整个人生历程，用“身前身后”表述生前死后。因此，乡土社会是一个肉身化的社会。面对这种独特的生存景观，我们的祖先为乡土社会的精英们创立了一套“修身”哲学，其中儒圣孔子的《论语•宪问》最引人注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顺其有病诸？’”在孔子心目中，“修身”不但是任何一个君子立身做人的根基，而且是让广大百姓安心的重要条件，其最高境界连尧、舜这样的圣王也未能完全达到。为使人的自然肉身转化为人化的肉身，他提出用射、御、书、术来锻炼人，用习礼习乐的方式来培养人，使人的视容、听容、手容、足容充分人化。亚圣孟子更把“修身”与治天下联系在一起，提出“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之后，儒家经典《大学》更进一步提出修、齐、治、平的做人程序与方向。在儒圣看来，天地自然和社会人生的中心是人的肉身，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肉身正则天地正，肉身斜则社会歪。

　　与精英们相对，下层百姓的人生志向则在“养身”，其实质在于使出全副看家本领“养活”双亲之身，“养活”老婆娃娃之身，“养活”一己之身。在农耕文明中，由于物质生活的低水平以及商品经济的落后，一个男子汉要“养活”一家老小的身体是很不容易的，因此，能够“养活”父母之身的就是“孝子”，能够“养活”儿女之身的就是“慈父”，若能在此基础上把老婆养得白白胖胖，把自己养的精精壮壮，就是受人羡慕称誉的角色了。反之，自身饿得面黄肌瘦，全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男人，则是被人瞧不起的缺乏养家糊口本领的“笨熊”。挣扎在“养家糊口”生存线下的肉身生存者，都有一副空虚匮乏、亟需填充的身架，时时处处想用“吃”来填充他。他们由此为自己创造了一套最具乡土特色的“吃”文化。我们知道，文化是人为自己创造的生活方式，肉身生存者表示健康生存的话语是“我还能吃能喝”；与人套近乎的方式是“问吃问喝”，“请吃请喝”；敬神祭祖的方式是“献吃献喝”；他们最感恩戴德的统治者是“使天下皆有所养的万岁爷”；最尊敬的地方官是“让一方百姓人人都有饭吃的父母官”。所以，荀子说，“以财货为宝，以养身为己至道，是民德也。”这话换一种社会环境，指向肉身生存者之外的下层百姓，就有污蔑或者小看劳动人民之嫌，但是用来描述中国乡土社会中的肉身生存者，则是再恰当不过的至理名言。

　　在古代，社会精英们考虑到“民以食为天”，在设计政治蓝图时非常重视养民之身。孔子首倡“先富后教”的政治思想，孟子则把先使“黎民不饥不寒”而后实行礼仪教化作为明君实行“仁政”的标志。荀子顺着这一思路提出了“藏富于民”的政治观点。认为财富不应该集中在国家的仓库里，“府库实而百姓贫”是亡国的征兆。汉儒董仲舒也提出了居上者只有对肉身生存者进行先富后教的治身之术，才能使下层人民感激其宽厚仁慈，服从其统治。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吸收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让广大农民切身感受翻身作主的好处上。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及时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以粮为纲”，目的就是要把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落到实处。当时进行的“互助合作”等探索，就是想让广大肉身生存者对新中国的好处形成一种切身体验。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七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为了让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党和政府又提出生产责任制。近年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国家免收农民的农业税，使得广大农民的肉身生存日益滋润。

　　在乡土社会里，不论上智们所“修”的“身”，还是下愚们所“养”的“身”，都不是拖累人的臭皮囊，更不是僵硬无趣的外部躯壳，而是活生生的、能感觉痛痒体验冷暖的“生灵”，它总是带着特定的情绪，以特定的姿态，穿着特定的文化服饰，向世界传达特定的生命信息，与其他生灵进行对话交流。乡土社会称呼肉身生存者为“生灵”，将各种肉身生存活动总称为“生活”。

　　对此，作为农民儿子的柳青是深有体会的。《创业史》的写作年代是中国人民政治热情膨胀的时期，全国人民一心想着勒紧裤腰带赶英超美，直奔共产主义。那个时代的关键词是“政治挂帅”，解决几亿肉身生存者的吃饭问题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每一个肉身都以是否处于“饥饿”状态来进行政治划界。饥饿者如梁生宝、高增福是无产者，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动力；温饱者如姚士杰、郭世富是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无产者勒紧裤腰带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目的是要解决几亿处于饥饿状态的肉身生存者的温饱问题，但是，他们置自身的“饥饿”于不顾，他们最大的快乐在于“吃苦”而不是吃饭。至于情爱和性欲，那完全是酒足饭饱的资产阶级所要求的闲情逸致和腐化堕落生活，它与具有远大志向的无产者毫不沾边。在当时，每一个自觉的肉身无产者，都把自身的人生历程当作受共产主义政治规训、从里到外用共产主义政治融化自身的自然本性、过滤自身感性的历程。福科指出，早在古希腊时代，那些有理想的人们就把关怀自我当作人生最大的使命来完成，所谓关怀自我，就是听从自我内心的呼唤，让自我始终朝着理想的目标奋进，把所有与理想无关的杂质从自我中剔除。这种剔除当然是痛苦的，一个真正关心自我的人，应当像个男子汉一样进行这种剔除，通过这一剔除首先作自我的主人，进一步作城邦的主人，没有这种剔除勇气的人是女人气的，它既无法主宰自己，又怎能主宰城邦。作为自己时代的一员，柳青自觉拿起笔来做刀枪，用文学作品捍卫新生的无产阶级事业，旗帜鲜明地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打上那个时代烙印的肉身化的“政治人”，他歌颂以梁生宝、高增福为代表的饥饿的肉身生存者，歌颂他们身上迸发出的创社会主义大业的政治热情，歌颂他们不顾自身安乐的共产主义精神；同时，鞭笞以姚士杰郭世富为代表的追求个人发家致富的肉身生存者，鞭笞他们身上的个人主义享乐思想。《创业史》的可贵之处在于，虽然所有人物从总体上被分成红、黑两类，但是，每一个肉身化生存者身上的色彩浓淡不已，给读者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的肉身生存画卷。

二

　　文学自古以来在乡土社会的肉身生存者眼中就是一种神圣的事业，它为脚踩大地眼望蓝天的肉身生存者探索生活的尺度，树立生存的楷模，衡量肉身生存者的生存意义与价值。肉身生存者作为一个向死而生的生灵，从来都把自己的生存当成一个追寻生存意义、创造生存价值的历程。当我们走遍三秦大地仔细观察所有为肉身生存而奋斗的边缘生存者时候，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想让自己活得响当当鲜亮亮，没有一个愿意把自身活得没声没息，因此，每个肉身生灵降生到这个世界一个月的时候，家人都会尽己所能为他举行一次满月宴会，让他的肉身在街坊邻里远近亲戚面前鲜亮一下；每个肉身告别这块大地的时候，后代都会叫来一帮响家子（乐人），弹唱一番，用乐声告诉世人一个鲜亮的人响当当的走了。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在肉身生存者眼中就是鲜亮亮响当当的人生，它体现在肉身生存者向死而生的整个过程之中，不仅体现在降生和去世这两个特殊时段，况且，这两个时段的响亮，都是由他人（父母或子女）造成的，那么，人怎样才能凭自己的本领把自身活得响亮呢？这既是一个切身的生存问题，又是一个费人思量的哲学问题。人们把焦灼的目光投向哲人，哲人告诉他，响亮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人生，它需要理性的指导和驾驭，需要想清楚如下四个问题，(1)我应当做什么？（2）我可希望什么？（3）我能知道什么？ (a)我能以“识”识是什么？(b)我能以“智”知什么？（4）人是什么？哲人的回答非常高妙，然而，他只适合于那些具有较高文化素质、从事精神活动的“我思”主体，根本不适合于文化水平较低、从事体力劳动的“我感”主体。适合于“我感”主体的只能是具有肉身示范作用的榜样，而不是开人心窍的哲思。于是，肉身生存者又把焦灼目光投向了文学家，希望他们能为自己塑造在乡土中立身的楷模，在社会中做人的榜样。

　　柳青对此非常清楚，他知道面对广大的乡土社会写作，就是要为肉身生存者们探寻和塑造活生生的做人榜样，让他们感到只有这样做人才有顶天立地的模样。柳青是从乡土中挣扎出来的革命文学家，他带着双重的使命探索生存尺度、塑造人生榜样。一方面，他的探索要符合革命事业的要求；另一方面，这种探索要满足几万万处于饥饿状态的乡土生存者的挺直腰杆做人的愿望。为此，他提出作家必须进三个学校——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去学习 。把他们经过社会实践获得的认识和理想传达给人民，帮助人民和祖国达到更高的境界。进前两个学校是要求作家以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介入生活，实事求是的了解生活，从而明辨生活中的是非。进艺术学校是要求作家在生活中保留一部份读书写作的空间，保留一部分用艺术的眼光观察生活、勾画生活的权利。一个只知道沉浸于生活之中感受生活运动的人，是被生活之流推动前行的人，他能够感受到生活底层蕴藏的巨大力量，却无法用艺术的外位眼光发现生活本身所呈现出的壮美形象。一个只站在生活边上把玩艺术，而不愿意沉入生活的人，他只能看出生活中光怪陆离的表象，却无法感受和传达生活本身动人心魄的力量。真正的文学家应该具有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的精神，把文学当作自身的终身事业，在三个学校里勤勤恳恳学习一辈子，既不偏废也不见异思迁。

　　柳青把自己的学习成果结晶为梁生宝这样一个创业英雄形象，这个英雄作为乡土社会众多肉身生存者的一员，他懂得群众迫切要求发家致富过上滋润日子的愿望，所以只身赴郭县买稻种，以期提高粮食产量；他相信群众团结起来创社会主义集体大业的力量，所以积极组织精壮劳力进终南山割竹子，壮大互助组的基业、增强互助组的凝聚力。创业英雄也是一个有骨有肉的肉身生存者，他也要吃、喝、拉、撒，也有爱的欲求。但是，“他心中燃烧着熊熊的热火——不是恋爱的热火而是理想的热火。”这热火使他“把人民的事包揽在自己身上，为集体的事业操心，伤脑筋，以至于完全没有时间和心情思念家庭和私事。” 梁生宝是那个重视“理想” 和“大我”时代为理想和大我献身的典型，他不是没有肉身感觉，而是羞于为自身着想。当朋友知道他喜欢改霞，劝他主动拥抱、亲吻改霞时，他骂人家说的是“烂脏话”、“不要脸”。他为那个时代怀抱着“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义”信念的乡土大众，树立了做人的榜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柳青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严格履行了自己作为当代社会“书记官”的职责，他用自己的笔记录了五、六十代中国人的生存肖像，通过他作品中的人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处人们的肉身生存样态，可以感受到那个时期不同肉身生存者的希望和梦想，挫折和感伤，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立下了一座里程碑。然而，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渐加快，效率效益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幸福”成为人民生活中最大的甚至唯一的追求，高尚在人们心中越来越淡漠。于是，在编写或者重写文学史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这位作家史诗情结太浓，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太高大理想，而对其敬而远之，或者干脆将其拒于文学史之外。我们批评那些高尚的人是一种忘了幸福的单向度生存者，我们觉得他们拿幸福做牺牲换取高尚很不值得。我们是否应该反省一下，自己也许走向另一个极端，是一种为幸福而忘了高尚的存在，我们拿高尚作代价来换取幸福是否就很值得。文学是人学，人永远都走在学习做人的路上，文学永远都行进在探索人类尺度的路上，因此，回视以往的人、以往的文学，我们必须带一种温情和理解，决不能吹毛求疵，正因为它是片面的有缺陷的，所以它也是和我们一样——有人气、有生命、有存在权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