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凝聚

　　岳麓书院所凝聚的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十分丰富，这里只能例举其中几项：

　　1.人格培养的教育目标

　　中国传统教育一方面总是将教育价值定位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群体，强调“明人伦”的教育宗旨；另一方面又认为和谐社会的建立依赖于道德完善的个人，故又强调理想道德人格的培养。而且，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鲜明特色，就体现在道德人格的培养。在中国古代教育哲学中，从来不把知识传授作为目标，而总是将教育的目标放在人格培养上。强调从日用伦常的规范礼仪中获得“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自由，主张通过个体的道德修养达到“与天地合其德”的崇高精神。在奠定岳麓书院教育传统的重要文献、并刻写于书院讲堂的宋代教育家张栻所撰《岳麓书院记》中，就表达与奠定了道德人格培养的教育目标。张栻强调，岳麓书院的教育宗旨是“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至于这种“人材”的标准，张栻强调了其内在人格的精神力量，他说：“仁，人心也，率性立命，位天地而宰万物者也。”张栻相信，只有充分扩充、发展自己的主体道德意识，才可以建立一个和谐、完善的社会秩序。这种重视培养人格的目标，不仅形成为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而且也是整个书院的教育理念，以后一直受到历代教育家的推崇。

　　张栻强调这种理想人格应该能“传道济民”，也就是说，这种人格的价值实现包括两个方面：内在的自我价值和外在的社会价值。人格实现首先包含着内在的方面，诸如人的潜能、道德本性、自我实现等方面，书院教育的目标就是要使每一个受教育者能够表现出人性的潜能，使道德自我日臻完善并促成内在人格的完成。另一方面，道德人格必须完成外在社会价值的实现。任何个人是不可以脱离社会群体而独立的，相反，他必须在社会群体中才能真正获得自我实现。所以。朱熹、张栻等理学家强调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必须有一致性。这样，才能将“内圣”与“外王”、“明德”与“新民”、“正心诚意”与“治国平天下”统一起来。这既是一种外在社会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是一种内在人格价值的实现。

　    岳麓书院千年办学，其最大成就，就是培养出大量具有道德人格的人才。岳麓书院的主教者们，力图使书院能够成为一所塑造和培养高尚道德人格的场所，培养出具有崇高精神的理想人格，能达到“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无穷”的精神境界。纵观岳麓书院千年办学历史，曾涌现出无数忠贞不屈、浩然正气的爱国志士、豪杰君子，他们保持灵魂高洁，崇尚真才实学；他们努力追求知识与真理，勇于实事求是；他们能够在战场上流血横尸，为民族尊严和大众利益，他们乐意服从真理和良知，敢于抵制外辱与邪恶；他们依照自己的道德理性作出价值选择，绝不使自己成为声名利禄的奴隶。

　　2.务实的治学精神

　　在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中，“务实”、“求实”是一个衡量知识价值、治学方法、优秀人才的重要标准，是一种很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教育理念、学术传统。那些具有学术追求、教育理想的知识群体总是要激烈地把批评学界经常出现的“空谈”、“虚学”，而张扬“明体达用”、“实事求是”的实学教育的精神。

　　岳麓书院在千年办学过程中，一直将“务实”、“求实”作为追求的教育理念，故而“务实”精神成为岳麓书院的显著特征。具体来说，岳麓书院作为一所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机构，它所形成的“务实”传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学贵力行的治学风格。

　　经世致用是岳麓书院所倡导的一种学术宗旨和教育宗旨。在这里从教的学者强调，一切学问必须有益于治国安邦、国计民生，才具有价值与意义。岳麓书院重视培养学生治国安邦的才能，以及传授有关国计民生的知识，并逐步形成了一种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

　　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时，就倡导这一价值取向。他鼓励学生将道德精神的修养和经邦治国的功业结合起来。他要求学生们能够学习那些“世之兴废，生民之大本”的有关国计民生的种种有用学问。故而，岳麓书院在宋代就形成了一种经世致用的传统。《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中记载：“南轩\(张栻\)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在清代岳麓书院的学术和教学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清代许多著名山长均将经世致用之学摆到重要地位。王文清主持书院期间，制订了《岳麓书院学规》，将“通晓时务物理”作为教学内容。主教岳麓书院27年之久的山长罗典，也注意将品德教育与时务结合起来。他的教育主张是：“务令学者陶泳其天趣，坚定其德性，而明习于时务。”岳麓书院山长的贺长龄，也是一个以讲求经世致用之学而闻名于晚清的重要学者，他和魏源主持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成为推动晚清经世致用学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著作。经世致用的教学传统对于岳麓书院发展成为一所现代大学，起到了十重要的推动作用。

　　“务实”不仅是一种价值取向，也是一种尊重事实、追求真理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是中国古代学者治学的一种优良传统和思想方法，它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宋代湖湘学者坚持并论证了实事求是的哲学前提。湖湘学者认为，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或从事教育，都应该引导人们从天地万物中探索这一真实的“理”或“道”。湖湘学派大师张栻说：“离形以求道，则失之恍惚。”（《南轩易说》卷一）

　　实事求是思想传统的进一步发展是在清代。这一段时期内，“实事求是”成为乾嘉汉学的治学宗旨和基本方法。许多汉学家都标榜自己的学术是“实事求是”，或者称赞他人的学说能够“实事求是”。清代岳麓书院的许多山长，都十分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治学原则。道光年间，湖南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内创设专门研究乾嘉汉学的湘水校经堂。吴荣光深受他老师阮元“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影响，在湘水校经堂的教学、研究活动中，努力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乾嘉学派的“实事求是”思想方法，表现出重事实、重归纳、重证据的特点，与以实证为特征的近代科学精神十分接近。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精神，也就发展演变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具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岳麓书院也开始进行教育改革。这些改制后的高等学校，亦在自觉继承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教育传统。宾步程在担任岳麓书院改制后的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期间，要求学生们继承和发扬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并亲笔题写“实事求是”匾额，悬挂于书院讲堂前，使得传统的"实事求是"，成为指导现代科学、现代教育的思想方法，使千年一脉的“实事求是”教育传统更为光大。

　　岳麓书院务实传统的另一表现是它的“学贵力行”的治学风格。当求学者问张栻什么是“务实之学时，他简要地答复：“于践覆中求之。”（《性理大全》卷四十九）张栻还明确提出“学贵力行”的主张，他说：“学贵力行。……学者若能务实，便有所得。”（《性理大全》卷四十九）岳麓书院强调“学贵力行”的治学风格成为一种有影响的教育传统。王夫之继承并发展了岳麓书院重实践的传统，他在岳麓书院读书期间，创办了“行社”。他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来之于实践，他常说：“由行而行则知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六）

　　岳麓书院所坚持的“学贵力行”的思想传统，还表现在把知和行看成是一个互相促进、不断深入的过程，岳麓书院的师生们依据“知”“行”自身的本质特点，将这一学习过程概括为“知行互发”、“知行并进”。他们认识到。所谓“知”，就是为获得指导“行”而必需的知识；所谓“行”，又能够更深入理解其所学到的“知”，所以，“知”和“行”是一个不断促进、不断深入的过程。这种教育理念、学术理念不仅是将中国古代的知识理论发展到最高水平，而且也促进了实践为本、力行为要的治学精神。

　　“务实”不仅是中国文化中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教育理念、学术传统，同时也是推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动力，并直接融入到现代化的思想文化体系中来。如“实事求是”在经过进一步理论提升后，不仅成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至于“学贵力行”、“经世致用”更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有着深刻的联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是在汲收“学贵力行”、“经世致用”中积极因素的前提上的思想发展与超越。事实上，强调一切知识必须与社会发展、人民福祉相联系，必须与人们的生活实践相联系，仍是今天知识界、教育界所普遍认同并努力追求的。

　　3.博学多思的教育方法

　　高等学府是生产知识、传播知识的地方。从方法上来说，无论是生产知识，还是学习知识，均离不开“学”与“思”两个关键环节。所以，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最有影响的教育家孔子就系统地讨论了“学”与“思”的特点及其之前的辩证关系。

　　作为集中国古代教育理念、教育传统于一体的岳麓书院，在继承中国优秀教育传统的基础上，不仅系统地探索了学思结合的教育思想，同时还使这种教育理念成为一种极有特色的书院制度。应该说，现代大学教育仍没有很好地解决“学”与“思”的教育方法问题，所以书院的教育理念尤其是教育制度，确实是中国现代高等学校应予注重和弘扬的。

　　作为一所古代的高等学府、教育机构，求学是学生们来书院的主要任务。岳麓书院的师长们总是将广泛地获取知识学问，作为书院教育的重要目的。南宋初，主持岳麓书院教事并在此发展湖湘学派的张栻，就非常重视“博学”的教育。他认为，天下万事万物，均有自己的道理，学生来书院求学，就是要探明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他向学生反复强调这一点：“盖君子于天下之事，无所不当究”（《南轩文集·跋孙子》）。著名理学家朱熹曾两度来岳麓书院讲学，他本人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在哲学、经学、历史、文学、美学、宗教、军事、天文、地理、数学等领域均有深刻造诣。他在主持书院教学时，就把“博学”作为对生徒的一项基本要求。

　　“博学”是岳麓书院历来教育家、思想家们对生徒的一项教育主张，并被许多师长以“学规”的形式明文规定下来，作为对书院生徒的一项基本要求。清康熙年间岳麓书院山长李文κ即制订了一个《岳麓书院学规》，他要学生不应局限于“各有专经”，而是要“务在身通六籍”，“亦当博洽而旁通之，不可画地自限”。乾隆年间任山长的王文清，也在他所制订的《岳麓书院学规》中，对“博学”的要求作了具体的规定，包括经学、史学、时务、物理、古文、诗赋等等。由于岳麓书院坚持贯彻博学精神，故而能培养出知识面广、能力又强的学生，满足社会的需求。岳麓书院涌现出了那么多博学多能的人才，都与岳麓书院重视博学教育分不开。

　　“学”一般指了解事实、获得相关的知识，而“思”则是要从这些表面的事实和知识中获得所以如此的深刻而全面的道理。所以，岳麓书院的师生在谈到“思”时，总是将“思”看作是探究其“所以然”的过程，也就是由表面的“学其事”到深刻的“穷其理”的过程。思不是凭空冥思苦想，而是要建立在所学知识、所接触事实的基础上。张栻总是要求以学为基础的思考，他认为：“然徒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危殆不安矣。”（《论语解》卷一）。朱熹认为，要穷究事物所以然的道理，要能提出疑问，以引发学者深入思考，解决问题。朱熹提出：“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朱子语类》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