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不仅是由自然基质构成的生理性、物质性、自然性的客观存在，同时也是社会、政治、文化的载体，或者说这些方面是身体的构成性力量和内涵的一个方面，身体既是个人化、私有化的，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公共性，既是生理的、自然的存在，又是权力运作和政治博弈的场域，身体是各方力量、权力追逐的目标，“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1999.37页）。物质的血肉之躯往往是各种复杂的权力、力量较量、角逐的角斗场。

　　影片《色·戒》中，王佳芝的身体就是这样持续地处于控制、征用、规训、折磨、争夺之中，其中充满了控制/反控制、征用/反征用、争夺/反争夺的角逐、较量，更出现了爱国志士一方和王佳芝本人都意想不到的身体对快感的享用和身体的“叛变”。在以身体为焦点的政治较量中，爱国志士和特务头子易先生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双方，王佳芝夹在两者之间，她的身体始终处于双方争夺、拉扯、分裂之中，她（它）的位置、立场、态度决定了力量的此消彼长，她（它）的游移、徘徊、挣扎加剧了较量的复杂性和尖锐性。

　　王佳芝在香港和易先生搭上线之后，下一步行动必然面临着“献身”问题，而作为麦太太的角色扮演者，她还是个不解人间风月的处女身，一个合乎逻辑的行动是，必须对她的身体实施训练、演练、“彩排”。既然王佳芝的身体被以抗日爱国的名义征用，她只有默默服从和接受，她唯一的希冀是让她倾慕的邝裕民来实施，这样，除了肉体行为之外还有情感和心灵的交流，但这个私人化的暗自渴望无法实现，“组织”给她安排的是嫖过妓的梁润生，这样安排的反讽意味不言自明，她大失所望，但依然心甘情愿服从组织安排。她在床上一脸的大义凛然。这个看似荒唐的安排，这个有性无爱的云雨之事，是她必须付出的昂贵代价和牺牲，是她的身体必须经受的革命风雨的洗礼，是这个为了“献身”而先“献身”的身体必须拿到的合格证和通行证。而这一次“彩排”和付出的昂贵代价，必然在生理和心理上产生强大的预期，香港行动计划的落空，使她产生沉重的失落感和屈辱感。后来和易先生的床第之欢坐实了这种预期，好像正式的出演，更像一块石头落地——此前的付出毕竟没有白费，这是身体的逻辑。因此，小说中这样写道：“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而它的意思是说“因为没白牺牲了童贞”。（张爱玲.《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色·戒[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而在为了抗日救国毫无怨言地接受对她身体的安排、训练覆盖下，“没白牺牲了童贞”这样一个极其私人化的潜意识流露，是造成王佳芝后来意乱情迷，由抗日救国滑向私人爱欲或者说“小我”战胜“大我”的个人化的心理动因之始。

　　不应忽视的一个细节是，王佳芝和易先生第一次约会，在香港的裁缝店，王佳芝穿着新做好的旗袍从试衣室走出来，风姿卓越地站在他面前，曲线毕露风情毕现，她羞赧一笑，想换下它，易先生意味深长地凝视着她的娇好身躯，不容置辩地说出两个字：“穿着！”（音乐响起）此刻，他以纯粹男人的目光凝视着女人的充满诱惑的躯体，在欲望主体审视着欲望客体的看与被看之中，情欲在悄然滋生。

　　易先生和王佳芝的床第之欢是身体大观身体搏击身体狂欢身体叛逆。当他和她彼此的身体扭结在一起时，诱惑、恐惧、疑虑、欲望……种种念想纷至沓来难以厘清，身体的纠缠发泄了欲求也发泄了压抑。两人在侵犯与被侵犯、主动与被动、诱惑与被诱惑、征服与被征服、占有与被占有、施虐与受虐、主人与仆人、猎人与猎物的多重关系及其反转、易位中，释放出男人和女人的本能欲望，他们还原为纯粹的、原始的男人和女人。在这过程中，他暂时抛却紧张、惶恐、扭曲、阴暗、邪恶、诡秘，忘却自己丑恶的身份和堪虞的前途，这是他绝望的救赎；而她在本能的宣泄中激发了本能，觉醒了欲望，抛却了肩负的重任、使命和民族大义，这是她背叛的开始，背叛从身体开始，小说中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导演李安将这句话用直观的、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光影形象演绎得浓墨重彩。从身体的隐秘部位通向心理、情感的隐秘角落，王佳芝由性的享受而产生感情而背叛大义，这是身体的背叛，这是一个分裂的主体，身体占据了分裂的主体自我的中心，控制了主体。不能说王佳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意识到她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了，或她的身体越来越不属于她。当暗杀行动的组织者迟迟不行动却要求她忠诚，忠于自己的国家，把汉奸拴在陷阱里时，王佳芝终于情绪失控，她大声质问：“你以为这个陷阱是什么？我的身子吗？你当他是谁？他比你们还要懂戏假情真这一套。他不但要往我的身体里钻，还要像条蛇一样的，往我心里面越钻越深，我得像奴隶一样的让他进来，只有忠诚地呆在这个角色里面，我才能够钻到他的心里。每次，他都要让我痛苦地流血、哭喊，他才能够满意。他才能够感觉到，他自己是活着的。在黑暗里，只有他知道这一切是真的。”床第之欢，对于他是绝境绝望中的救命稻草，是把握“此在”的方式；对于她是必须全力投入以保证情妇角色扮演不失真的演出，“忠诚地呆在这个角色里面”，导致弄假成真假戏成真，身体沦陷防线失守，对国家、民族不再忠诚，这是她角色扮演的吊诡之处。这里暗含了一个阳具崇拜意识即菲勒斯中心主义即男性中心主义意识。

　　电影《色·戒》中的身体表演蕴含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命题。它表征了在国势颓危、民族危难的特定历史语境中，特定女性个体身体的生成和打造过程。而根据台湾学者黄金麟的研究，中国近代以来，走的是一条以“国”的生存作为无限上纲的身体发展形式，“这种国家对个人身体的征服与收编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时代性的举措”（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31页）；“这种以国家存亡作为身体开发取向的发展，虽然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却也造成身体自此成为国家权力的从属物”（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41页）。这种具有使命意识的身体转变成为极具政治张力的场域，同时作为国家工具，它也获得一个“爱国”的美名包装。黄金麟认为，身体的臣属于国家和民族的统治，其国家化、工具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身体存亡与国家存亡的因果关联是时代的主流。但文艺作品不同于宏观、严谨的历史社会学著作，有其独特性、偶然性的表现，把电影《色·戒》中王佳芝的“身体生成”安置在民族、国家、政党、性别、历史交织的网络中考量，毋宁说是在历史趋势、时代主流中，国家、民族对身体打造的一个失败的个案，她的身体在鱼水之欢后的“叛变”，使国家、民族对它的征用、规训前功尽弃，功亏一篑。究其因，是因为国家对身体的宰制、布控、监管必然要打压、抑制身体的欲望，而王佳芝的身体因为被赋予特殊使命却要开发并放纵它的欲望，它的动物本能驱逐了“超我”的监管，身体的变节导致主体有辱使命。甚至说，在此，身体即主体。这样一个另类的身体故事叙述的是现代哲学中尼采、德勒兹的身体命题。

　　尼采的口号是，一切从身体出发。这是身体本体论的哲学。而根据巴塔耶的色情分析，“人的秘密决不仅仅像黑格尔那样从自我意识那里去挖掘了，相反，它埋藏在凶蛮的身体和理性的自我意识的残酷对决过程中，埋藏在撕裂的色情经验中”（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5页）王佳芝的身体恰恰处于“撕裂的色情经验中”，表征了感性和理性、本能和理智的“残酷对决”，直至动物性本能驱逐理性的过程。张爱玲在散文《余烬录》中说过：“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单纯的兽性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如此。”张爱玲的小说就是对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革命文艺的反弹与反拨。“男女”、身体、色相、“色”是演绎人的动物性、“兽性”的，在“兽性”中表现人性，是张爱玲的《色·戒》也是李安的《色·戒》的一个主题。

　　正是从身体出发，或者说以身体的表现为前提为切入点为中介为通道，我们得以探寻人性的秘密，探寻国土沦丧国家危亡情景下的爱恨情仇和一段生死畸恋。

　　影片《色·戒》以抗日救国的宏大叙事开场，以时代洪流为背景和底色，以身体政治学为焦点，由性到情的生发，叙述了不可能环境中之可能的一场旷世奇恋，表现了复杂、模糊、幽深、微妙的人性人情。李安以特有的细腻、从容将这场“荒腔走板”岁月里的奇情叙述得无奈而凄美、委婉而悸动，将个体生命在感性与理性、天性冲动与社会规范间的纠缠与冲突中的挣扎与沉沦演绎得酣畅淋漓。“在个体的爱进入历史的插曲中，再次出现了一个历史事件和情人们在他们的拥抱构成的宇宙中的失落这两方面的意义不可调和的显著特征”（[法]乔治·巴塔耶.色情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41页）。这是历史大叙事覆盖、笼罩下的小叙事，是关于个体生命、情感的私语，影片在历史的背面反写历史，解构了几十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僵化的、类型化的叙事模式和英雄形象。

　　李安剑走偏锋险处支招并推向极致，跨越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樊篱，在艺术创作的自由王国里，在罪与罚、爱与痛、情欲与政治的双重敏感地带叙述一个离经叛道的爱情故事。正因为此，在起承转合、游走腾挪之间，难免有进退失据之处。前面的铺排冗长、拖沓，结构失衡；一些场景、镜头没能有效地组织进叙事的肌理中；影片将罪恶深重、杀人不眨眼的汉奸、民族罪人塑造成柔肠寸断的痴情郎也似有失度，使受众在感情接受上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