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墨学传统与汉初社会

    墨学余绪的流布，使汉初社会蒙上了一层墨学思想的色彩。它渗透到了上自制度文化下及底层社会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使汉初的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带有明显的墨学特征。

    强调物质生产和劳动以及尚俭节用是墨学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与汉初的社会政策是相一致的，经前论证，有理由相信它与墨学影响有关，而且从文献上也并非没有佐证。汉景帝二年四月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缇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三年正月又下诏曰：“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32两诏内容不仅与墨思想相通，而且措词造句也与《墨子》之《辞过篇》、《节用上》和《非乐上》相同，可以肯定，此诏在撰写过程中援引了《墨子》的内容。由此，可以说，汉初休养生息、鼓励生产的措施，是墨学在特定时代环境下的实践。司马谈总结汉初统治思想，认为墨学“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33，给墨学在汉初统治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客观评价，更明确地指明了发展农业生产和崇尚俭朴的思想是源自墨学。这一点不容忽视。而墨学其他观念同样也可在汉初统治思想中找到痕迹。

    “非攻”也是墨学的基本论题。但“攻”不是特指战争而言，它“包含的内容极广，凡是不合墨子所谓的义或利的任何行动，皆称之为‘攻’。因此，‘攻’中包括经济、政治、道德伦理等方面的事”34。这样看来，“非攻”就同于道家的“无为”，所以汉初墨学与新道家是有着非常的亲和力，道墨互补也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它们为汉初的学术自由、思想活跃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汉代尊贤的社会实际也难言不受墨学“尚贤”精神的薰陶。

    墨学植根于底层社会，墨侠是墨学在底层社会的承载者。墨家徒裔“摩顶放踵利天下”的情操和救危济困、轻命重气、勇于牺牲的品格，更易于在社会平民中激生膜拜和共鸣。在墨学精神的浸染下，汉初社会形成了尚武任侠、讲信重义和注重实干的社会风尚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为汉代人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精神生活添加了健康的因子。正是如此，西汉才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构建了其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