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小春

    我西安美院就读研究生时，茹桂先生恰好给我们讲授艺术美学课程。虽然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但先生那种爽达从容的学者风范，独有的人生感悟和清醒的思辨力，讲解中的审美深度和求索精神，以及隽思妙语和幽默感，一直深深映在我的脑海之中。这次有幸给先生写专访，成为我时隔多年进一步了解先生的好机会。在先生的“苦乐斋”刚刚落座，先生便开门见山地说：“首先，做学问一定要先学会做人，人做好了学问自然才会做好。学人档案这‘学人’两个字，如果作为动词我可以接受, 如果作为名词，我是不敢接受的，因为我是跟在大家后面正在学习和探索的人，不能算是学者、专家。”已年逾七十的他说出这番话语，折射出其品格的谦逊儒雅，其学养的醇厚朴实，让我感慨良多。

    茹桂出生于陕西长安县境内终南山北麓一个偏僻的小山村，3岁前母亲和父亲不幸先后离世，是善良而宽厚的继母悉心养育了他。心灵手巧的继母给乡亲们画“炕围子”、剪窗花时，他就在旁边观看、模仿，给尚不谙世事的他心中播下艺术的种子。家境虽差，但作为教师的伯父很重视对茹桂的培养和教育，这使他很早就接触到传统文化的精髓，读《三字经》《千家诗》《幼学琼林》等典籍，经且临摹《芥子园画谱》，让懵懂的他逐渐对文学和绘画产生了兴趣。艰难的生活境况和良好的启蒙教育成就了他刚毅而好学的品格。茹桂曾戏言自己是因为姓了“含辛茹苦”的“茹”，人生道路才会苦乐备尝。他曾在一篇题为《苦乐斋札记》的文章中说：“苦与乐原本是相辅相成、相互生发的。不论是在人生之旅还是在艺术世界中，总不免有酸甜苦辣，这些都需要亲自尝一尝。尝试，才有生命和艺术的鲜活充实。”

    茹桂于1953年在长安第一中学毕业后考入西北艺术学院美术科（西安美术学院前身）。好学上进的他于1956年毕业留校并担任校团委书记。1957年到1958年间，他被安排在图书馆工作。丰富的藏书给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阅览条件，他沉醉了，徜徉在书的海洋之中流连忘返、如鱼得水。他说，那时唯一的感觉就是自己读书不多，知识的涉猎面太窄，狂热的渴求知识的欲望常常让他夜不能寐。他在分类、上架、借阅的工作中逐步熟悉书目的线索，贪婪地阅读了大量的文史哲典籍和书画理论的同时，情不自禁地专注于文学和书画，并将相关的知识组织起来，纳入到自己的知识体系之中，为他后来从事理论和书法研究打下了充实的基础。在这次访谈中，他不断提到：“那个时期书籍给我打开了一个崭新而奇妙的世界，从此读书成为我终生难以舍弃的癖好。”

    1959年学校送他到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研修古典文学和文论。他利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别人4年学习的课程，并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这与他的恩师———霍松林先生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茹先生回忆道：“上学期间，学贯中西的霍松林教授在课堂上遍考精取、饮流怀源的富于哲理的思辨，由字词到句篇抽丝剥茧般的讲解，抑扬顿挫的语调深深吸引着我，那种获得知识和开发智力的享受真是如沐春风。”1961年先生以优异的成绩结业，回到西安美术学院，先后讲授文学选读、艺术概论、古典文论、艺术美学等课程。而他从事书法研究完全是一个偶然。1972年学院一位教授书法的老教师因故不能上课，临时决定让他代课，就是这样一个决定成就了茹桂后半生的书法情缘。对此，先生放达而快意地说：“我的研究方向，可以说是没有方向的方向，因为完全是服从学校的教学需要来安排。在不知不觉的‘客串’中，于倾心文学、艺术美学和绘画的同时，书法无意中为我增添了一种表达生命的方式。”后来他担任了艺术理论教研室主任暨硕士研究生导师。教学期间，他先后被评为陕西省文化系统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优秀教师、并获学院教学成果奖多次。先生在繁忙的教学之余勤于著述，曾发表过散文及艺术评论文章一百五十余篇和诗词一百多首，先后编写和出版的专著有《文学创作常识》《书法十讲》《美术辞林•书法卷》《艺术美学纲要》《茹桂书法教学手记》以及艺术散文随笔《砚边絮语》等。《书法十讲》出版于“文革”后文化体制刚刚解冻的1980年，这无疑给当时文化气息稀薄的书坛灌注了一丝新风。他从书法艺术的本体研究出发，将书法艺术的审美特征、精神因素、感情色彩、文化素质加以综合论述，采取鲜活的、自由的形式，将自己创作实践中的真切感悟和人文观照融入其中。《书法十讲》被评论界认为“体例新颖、内容充实、结构合理、文笔流畅”，“能大胆抒发自己的独特见解”，和先生的其他论著一样，是“着眼于书法理论基础建设、面向当代赓续传统的填补空白之作”。其论文呈现出“艺术家的激情与学者的严谨和冷峻”，堪称“诗化的评论”。1992年因其对艺术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他受到国务院表彰并享受政府津贴，次年他被评为“有突出贡献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