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一点掌声……我们再来看一下陈源斌先生的社会影响力： 陈源斌先生的小说《命系悬壶》、散文《定海抗英六昼夜》收入2004年新版北京市初三语文课本，代表作《万家诉讼》被张艺谋导演拍成电影《秋菊打官司》。《秋菊打官司》的经典台词“讨个说法”成为当代社会流行词汇，并增补收入2005年6月新版《现代汉语词典》。那么今天，陈源斌先生要给我们主讲的题目是《秋菊与当代社会现实》。在今天的演讲当中，我希望给予热烈的掌声，把手机调到振动。在开始之前，还要特别感谢思源学院的耿院长的出席，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源斌先生为我们做精彩的演讲。

　　秋菊与当代社会现实

陈源斌

　　谢谢大家，王院长有点太客气了。最初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讲座的时候，我就讲到我可能有两个障碍。一个就是我讲话的口音比较重，大家听不懂，浪费大家时间；第二个可能我讲话的语速比较快。那么，我尽量放慢点，很不好意思，是周末耽误大家时间，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不好或者我讲得枯燥的话，可以离开。

　　今天，我很高兴来到西安，很高兴来到思源学院，很高兴认识那么多新朋友。今天我主要是和大家沟通一下，交流一下，谈不上讲座也谈不上讲话。我今天和大家交流沟通的题目写在黑板上面，是《秋菊与当代社会现实》。为什么起那么一个名字，找这么一个话题？我想是有这么几点。一个是刚才王院长说过的，“秋菊”改编自我的小说《万家诉讼》，我是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原创作者。第二个是《秋菊打官司》是在陕西拍的，和我们这个西安、和陕西省是有点关系的。当然，这部小说也是我个人创作中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所以就选了这个话题。因为时间比较仓促，准备得不是很充分，我就写了一些提纲，讲到那里就到那里，还请大家能够理解。

　　我首先讲的就是“秋菊”产生的社会影响。刚才王院长已经大致说过了，我觉得这些社会影响都是由综合因素引起的，那么有哪些因素起了作用呢？我觉得，首先是张艺谋作为导演，使得这部作品得以提升。他拍摄出了这么好的一部作品。巩俐作为著名影星，非常成功地扮演、并且演活了秋菊。当然，我的小说是个基础，是个原创。那么这个作品《秋菊打官司》，它曾经获得了各种奖项，包括拿过世界奖项。《秋菊打官司》获得过我们国家的金鸡奖、百花奖、以及政府奖也就是华表奖，还有中国首届长春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杯奖（后来这个奖项不办了）。几乎所有的重要奖项得到了。最后是得到了第46届威尼国际斯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张艺谋以前拍过很多电影，像《红高粱》获得过柏林世界电影节最高奖——金熊奖，但是女主演巩俐本人没有得奖，是电影得奖了。《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有所不同，不但电影获得了最高奖项，巩俐也首次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这是她第一次摘取了世界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的桂冠。我认为这是一个综合起来的主要因素。另外一个主要因素，是国家法制进程的需要，《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充分的迎合了社会的需要。如果早十年是不行的，可能不会得奖，还要被质疑和批判，这部小说也出不来，没有人敢发表它。由于我们国家法制进程的需要，使得我的这部小说，以及后来由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得以顺利问世，并产生了比较巨大的社会影响。还有一个主要因素，就是顺应了老百姓的心声和愿望，老百姓随着社会的法制进程，走到了现在的地步。我认为秋菊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上面所说的三个主要综合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有关这部作品的社会影响或世俗影响，除了刚才王院长介绍的，还有一些，我可以简单的再补充介绍一下。这部电影首映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当时有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了，这些官话我都不说了。其中有一位世界性的名人，就是卢燕。卢燕是奥斯卡奖唯一的华裔评委，她是个著名的国际影星，可能我们中国人对她不太熟悉，但是她在国际影坛上很有威望。《秋菊打官司》首映时，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说了一句话，当时就坐在我旁边。她说：“秋菊执着不移地打官司、讨个说法，体现了整个世界妇女追求解放、争取自己权利的潮流精神。”卢燕把“秋菊”放在这么一个角度，整个世界妇女追求解放、争取自己权利的潮流精神。卢燕对“秋菊”的评价，我感到很惊讶。新世纪之初，北京拍摄了一个大型电视专题片，是对中国五十年社会变革进程做一个总结。它选了一些代表性人物，就是中国社会五十年来最具里程碑式影响的人物和事件，令我意外的是，也邀请了我参加接受访问。我当时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民先生同台接受央视著名记者张越的访问。我当时很惶恐，认为我自己不够格，当时采访我的内容是，“讨个说法”在中国当代法制进程中起了一种里程碑式的作用，这是我作为这部作品的作者所没有想到的。另外，我曾经两次走进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这个栏目现在办得比较平淡，但是当年是相当火的。我第一次走进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是崔永元当主持人的时候。当时请了两个嘉宾，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著名的法学家，是北京大学的法律教授。当期节目谈论的话题是，当普通老百姓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要不要拿起法律武器，走上法庭为自己打官司，“讨个说法”。这个话题现在看来是非常陈旧的，但是当时来讲，还是比较不容易的。把我请去做嘉宾，就是现身说法。那么过几年以后，《实话实说》的主持人换成了和晶，是位女主持人。请了两个嘉宾，除了我，她又请了一个法学专家，这个法学专家是我们国家行政诉讼法方面的权威，后来他曾经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做过一个法制讲座，行政诉讼法的一个讲座。这次《实话实说》讨论的话题就改变了，叫做“当普通老百姓合法权利受到侵害，走上法庭‘讨个说法’的时候，也就是在民告官的过程中，被告的行政一把手是否到庭应诉？”以前我们打官司，老百姓老是处于劣势，老百姓去告官，比如告县政府，严格依照法律来说，被告人就是县长，县政府的法人代表县长应该到法庭应诉。但是在司法实践里，这类民告官案件中，被告方往往派个科长、股长去，派个法制科长去，也就是派一个股级干部去代表县政府去应诉。那么这个科长在法庭上什么也做不了主。县长讲一句话，就是一句话，可是科长呢，还要回去请示。所以说，这类民告官的案件，原、被告双方始终处于不对等的状态。从法制层面上讲，当普通老百姓合法权利受到侵害，走上法庭打官司讨个说法的时候，民告官的过程中，行政一把手必须到庭应诉，其实这是一个趋势，将来民告官应该是极其平常的。当时，央视《实话实说》栏目主持人和晶请我来参与这个节目的谈话，“讨个说法”、《秋菊打官司》以及我的原著小说《万家诉讼》，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第一次走进《实话实说》以后，主持人崔永元后来写过一本书，叫《不过如此》，在书中对我有一段描写，他是这样说的：“作家陈源斌创作的《万家诉讼》引起关注，经张艺谋拍成电影《秋菊打官司》后，大红大紫，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他文字的精致与洗练。”崔永元下面引用了我的小说的开头段落：“太阳好起来了，何碧秋拿牙锹剁挑在麦田里的塘泥，剁完最后一墒了。她听说丈夫被打，将手上拾掇拾掇，回家看过伤势，转来找村长。”崔永元接着写道：“这些事拍成电视剧，3集未必够。但在陈源斌的笔下，不过区区3行。”崔永元认为我讲话非常简洁，叙述文字也是非常简洁，我的这部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崔永元的《不过如此》曾经是一部大众畅销书，发量行非常大。而《秋菊打官司》里秋菊不断挂在嘴边说的那句“讨个说法”，曾经无数次被评为五十年来的流行词汇。最早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海南有个《新周刊》杂志，当时是非常红火，发行量很大。这家刊物最早评定“讨个说法”是一个社会流行词汇，后来包括国外的媒体，不断把“讨个说法”评为中国当代社会的流行词汇。我去年到重庆，参加一个叫做“中国著名作家看重庆”这样一个大型活动，我无意中发现有一家发行量非常大的报纸，评选时代流行词汇，它把“讨个说法”也包括在内，当然它是从1949年以来按照这个年份进行地毯似的排列。“讨个说法”这个词汇波及到社会生活当中，在此之前是没有这个词汇的。重庆电视台有一个“拍案说法”，中央电视台有一个“今日说法”，其中都用到了“说法”这个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撒贝宁，有一次到杭州去开会，碰到我，说：“我们这个‘今日说法’的栏目名称，就是受了你这个‘讨个说法’的启示。”浙江电视台有个栏目，就叫“给你说法”，比其它电视台的“说法”栏目更直截了当。全国还有若干家电视台的栏目有关于“说法”内容的。有一些电视台法制的栏目节目，都曾经邀请我去做嘉宾。我参加这类电视节目，也得到了社会生活中的很多第一手素材，长了很多见识，对我后来的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刚才王院长也讲了，“讨个说法”一词已经增补收入了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8月以前的《现代汉语词典》，它有关“说法”的解释是两条，一个是措辞的意思，它举了一个例句：“一个意思可以有两种说法。”第二个是意见、见解，也举了一个例句：“ ‘后来居上’是一种鼓舞人努力向上的说法”。到2005年8月出版最新增补修订版以后，《现代汉语词典》的“说法”条目中，加上了第三个解释，即“讨个说法”，也有一个例句：“向上级讨个说法”。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把“讨个说法”增补进去了，扩大了“说法”这个条目词汇的内涵。可能大家都知道，5、60年代批判过一本书主义，那么现在对一本书主义有了新的看法。一个作家有一本能够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书，是非常值得欣慰的。而创造一个词汇，比如“讨个说法”，能够增补收入到我们国家发行量最大的《现代流语词典》，这是我个人也是没有想到的，当然也是值得自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