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我说的是“秋菊”的社会或者世俗影响， 那么下面我要说的是“秋菊”产生之前，也就是我在创作“秋菊”前的一些准备，以及当时的中国社会法制进程的现状。我写“秋菊”之前，我国社会法制进程的现状是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的，区别很大。很久以前，我对法律比较爱好。我在法律界也有很多的朋友。那么当时的公检法司，这个系统里面是哪些人呢？一般有这么几种，一种是老政法人员，占多数，这些人员是当年部队和地方干部，1949年以后，到政法系统工作。另外一部分是通过特殊关系安排进来的人员，干部子弟。考不上大学的，但家庭有背景，比如父母是领导干部，是这么一些人。文化水平政治资质比较差。还有部分从地方调进来的人，另有一些是部队转业干部和复员军人。这些人很多都是我的朋友。坦率的讲，这些人的法律知识很缺乏。甚至有些法官相当无知，他的口头语就是“我就代表法院，我就是法律。”我在基层工作的时候，认识一个法院的民庭审判员，他主要负责调解民事纠纷，包括离婚。有一次，一对夫妇吵架，闹到法院要求离婚，这个审判员出面调解。这个人的素质不怎么样，说话非常没有水平。本来那对闹离婚的夫妇，打架打得你死我活，非离不可。可是，经过这位审判员出面调解，他讲的话既非常罗嗦又非常愚蠢，结果闹离婚的两个人忍不住哈哈大笑，不离了，手拉手回家去了。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官的水平就是这样。可能大家不知道，1979年以前，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刑法或者刑事诉讼法，当时抓人就是随便抓的，所以原来办的案子，出现了很多在世界上受到指责的、也是很可笑的罪名。比如，现行反革命，很可笑的，怎么会有反革命的罪名？现在没有了，当年曾经有过反革命罪。随便写错一个字，就以反革命罪被抓起来。还有，破坏他人家庭罪，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好起来了，通俗点说是通奸，就构成了破坏他人家庭罪。当年我们知青上山下乡时，还有一个罪名，叫破坏上山下乡罪，一个男的，如果和一个女知青的发生关系，马上就被抓起来，叫做破坏上山下乡罪；还有一个叫破坏军婚罪。我们上山下乡时，有通称“高压线”和“低压线”的两个罪名，即“破坏上山下乡罪”和“破坏军婚罪”，破坏上山下乡判七年，是“高压线”。破坏军婚判三年，是“低压线”。破坏军婚罪现在还有，但是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当时的军婚的定义是很荒诞的，一个农村女青年，她认识一个当兵的，双方有通信联系，就算军婚了。我当时下乡插队落户的生产队，有个女的爱上了一个民兵排长，很爱他。可是，这个女的还认识一个当兵的，两个人之间就通了两封信，内容很一般，就是我在部队怎么样啊，我在农村怎么样啊。后来，这个女的和民兵排长好起来了，双方发生了男女关第，结果，马上把这个民兵排长抓起来，算是破坏军婚，触犯了“低压线”，判了三年。那个女的和那个当兵的，其实两人之间根本不存在谈恋爱的事，更没有正式结婚，结果就以破坏军婚罪，把那个民兵排长抓起来了。这是当时社会法制的现状。可能由于这些原因，我很早就对法律产生了兴趣，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法制进程要向前走。刚才王院长也说过，我当过兼职律师，当时是指定的，案件中的被告人并不明白辩护是怎么回事，其实并不想请律师，法院就替他指定一个律师。我当过兼职律师，也写了一些案例分析。我接触过的一些案例，觉得当时有很多荒唐案例。举个例子，当时有个农妇，名字叫王凤英，我后来把她的故事写成小说了。这个叫王凤英的人，养了一只小猪，把邻居家的篱笆拱坏了，那么邻居就和她吵架，双方打了起来。那个邻居把她的脸划破了，她把邻居的耳朵抓破了，村干部赶来给双方调解，结束了这场争吵。第二天，那个邻居妇女在进城赶集的路上，突然倒在地上，死掉了。这个妇女的丈夫就认为是昨天吵架引起的，怎么办？丈夫召集家族的人，就把死者抬到王凤英家去。王家的家族的人闻讯也赶来帮忙，双方即将械斗，要打起来了。法院公安局得到消息，赶紧派人到了现场，首先把那个农妇抓起来了。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平息事态，因为死了一个人啊，不管与她有没有关系，先把当事人抓起来再说。接着将这个农妇王凤英判了刑，以故意杀人罪，判了8年。这个农妇感到很冤枉啊，就上诉。理由是双方争吵时，她把死者她耳朵抓破了，死者也把她的脸划破了，大家是对等的。至于她第二天进城，走到半路上死掉了，与我有什么关系？这很不公平。就上诉到中级法院，中级法院调阅了案卷，发现搞错了，因为经过对尸体的解剖，发现死者本身有不为人知的心肌疾患，属于猝死。但是中级法院为了照顾一审法院的情绪，把这个农妇王凤英改判为三年。现在说起来，中级法院改判的理由相当荒谬：人一旦抓起来被判了刑，是不好随便放的，判都判了的，如果放了，一审法院面子何存？当时，我们国家的法制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事隔多年以后，我看到了这个案例，感到很震惊，就写了一个案例分析，然后发表在一个国家级法学研究杂志上。因为当时法学研究的刊物非常少，发表以后呢，受到了高级人民法院的关注和重视，最终启动了院长审判监督程序，对农妇王凤英宣告无罪，把这个妇女给释放了。这个农妇非常感动，听说是我写了一篇文章把她放出来了，所以她一定要见我。当然，最终我还是拒绝了，没有跟她见面。从这个案例看，当时法院办案是非常马虎的。
还有一个案件给我印象很深。当时发生了一个强奸幼女案。强奸幼女罪有个年龄界限，即女方是否满14周岁。如果已满14周岁，而男女双方出于自愿，这只能算通奸。如果女方在14周岁以下，就算她自愿与男性发生关系，也属于强奸，而且要从重判罚。在这个案件里，当时以强奸幼女罪把那个男的抓起来了，后来发现这个女的已经超过了14周岁了，怎么办？抓起来不能放，就找那个女的两个姑妈作证，说户口本上搞错了，做了两个伪证。严格说来，当事人的姑妈作证，效力是非常微弱的，甚至是没有法律作用的。可是，因为女方的两个姑妈作证，那个男的就以强奸幼女罪被判了刑。当时的法制就是这么混乱。后来，我也写了个案例分析，发表以后也引起重视，结果这个当事人被宣告无罪。以上我讲的，也可以看作我从事文学创作前对社会生活的感觉和准备。

　　由于我对中国法制现状的考虑和担忧，加上对它的兴趣，同时也了解到了一些真实案例，所以我在文学创作中，写了一系列的小说，都是法制方面的，我写的《胜诉》发表在《青年文学》头条，得了青年文学奖。写了《仇杀•杀仇》，也得了青年文学奖，写了《天行》发表在《上海文学》头条，得了上海文学奖。还写了一个《一案九罪》，得了萌芽奖，在创作“秋菊”系列作品前，实际上我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下面我就说说“秋菊”的写作和张艺谋改编的过程。“秋菊”的写作其实是个很偶然的过程，既是准备已久的, 也是偶然的。当时我在安徽省文联当专业作家，组织部门派我下去到一个县挂职担任副县长，下去深入生活两年，一切都安排好了，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副县长这个位置太高，我自己要求当一个副村长。我个人认为，这个副村长相当于生产大队的副队长，这样更加贴近老百姓。一个副县长坐在小车里，带个秘书，到乡下去，老百姓都离得远远的。不过，很多人对我舍弃不当副县长，都感到不理解。我下去了当了两年副村长，在这个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人是下去挂职，我的家还在省城合肥。有一次我在水利工地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告知我家住的那个简易楼半夜失火，当时我家住的是简易房子，墙和屋顶都是木板做的，隔壁邻居小孩玩火，一下子就烧起来了，一栋楼全部烧毁。我赶回省城一看，发现一栋楼全部烧成废墟，我的全部藏书和手稿，包括所有家产全部烧光。我赶回省城的当天晚上，全家被安排到一个小旅馆里头，是冬天，一家人挤在一个房间。原来我家房子很大，我爱人和小孩都睡觉了，但是一失火就抱着小孩冲出来了，穿着睡衣。失火以后，我爱人和小孩身上穿的衣服，全部是借来的。当时连刷牙的牙刷都没有，吃饭的筷子都没有。当天晚上一直到第二天，不断有人来安慰我，因为那个时候是九十年代，我还年轻， 每个人都说：你还年轻啊，还可以东山再起啊，你一定要挺的住啊。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安慰我，一直到夜里两点，我真是受不了。一方面感谢他们，一方面被人安慰是个很痛苦的事情。后来我一想，怎么办呢？我怎么样才能够东山再起呢？我的所有的家产都烧光了。当时我就想，与其接受安慰，与其痛苦悲哀，还不如自我拯救。反正已经烧了，只有靠自己，写一篇好作品吧，。因为我自己正在农村深入生活，随身带的包里有稿纸，有笔，就在失火以后临时居住的小旅馆房间里，开始写一部小说。 当时有个想法，很想写一部能够超越自己以前作品的小说。我特意选择了自己比较倾心的法制题材，构思了一个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故事，就是农妇告状，为了丈夫被打，告到乡里、县里、市里的公安部门，又诉诸到法院，然后再二审，最终获胜。我试图逼迫自己在这种简单事件当中，或者说在有限的天地里，追寻最佳结构方式，和动态的叙述事件，从而充分的收融生活容量，展示原汤原味的生活风貌，把人物写的既鲜活多样又普通真实。与此同时，在追求叙事语言的质量和感觉之外，还注意使用生活当中的一些词汇，比如“讨个说法”。 我用了七天，将这部中篇小说写完了，取名叫《万家诉讼》。这期间还出现一个笑话，因为我当时是受组织委派下基层挂职副村长，失火以后，当时的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是个女领导，她来登门慰问我。结果看到我正在旅馆房间里在写小说，当时刚写了开头部分，题目叫《万家诉讼》。 她看到以后，说了几句话，很快转身就离开了，她身边的人说：“这个人是不是精神受到刺激了？昨天晚上失火，今天还能写小说？” 他们看到了我正在写的小说题目叫《万家诉讼》，也许觉得很奇怪，有点担心我的精神状态。其实我心里当时非常安静，我觉得与其很悲哀，很沉重，不如写一部超越自己以前作品的好小说。这部小说的运气很不错。发表在《中国作家》1991年第3期，在头条位置。当年五月恰好召开“全国青年作家会议”（“白鹿书院”的副院长刑小利先生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在这个会上，《中国作家》这期杂志刚刚出版，赠送与会的作家每人一本。当时有一些影视单位派人到会上，向与会的青年作家组稿，正好看到该期《中国作家》，看到了这部小说《万家诉讼》，其中有六家影视单位先后来找我，包括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辑，他们认为这可以改编成电影。在当时来讲，小说被改编电影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作家，如果一个电影厂来找他改编电影，那是诚惶诚恐，非常激动的，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不过，我当时倒是非常冷静，我不知道是不是鬼使神差。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改编电影是可以的，但是我有个条件，得由自己来选导演。他们很奇怪，说你一个作家敢选导演，你选谁？我说，从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这些都是第五代导演）中任选一个。对方一听都十分惊讶。在当时来讲，作家属于劣势，一个作家的作品能被电影厂改编那是非常高兴的事情，怎么改都怎么好，没有那个作家敢说由自己选择导演的。我主要担心，自己的作品不要给导演导坏了。当时1991年，还有另一个背景，社会政治形势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八九风波以后，张艺谋正在受批判，他拍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和《菊豆》两部电影，全被禁止上演。他当时正在受批判。来找我商量改编电影的人都说，张艺谋正在受批判，目前情况下找他当导演，根本不可能。我回答说，如果不找张艺谋等人，那我宁可不给你拍。他们很奇怪，觉得这个作家怎么这么狂妄啊。但是，我宁可放弃。可是，令人惊讶的事发生了。我开完会回家以后，大约过了三个月左右，突然接到一份张艺谋的加急电报，他要求将《万家诉讼》改拍成电影。当时我就很奇怪，后来我跟张艺谋见面了，我就问他，是不是我在北京全国青年作家会议上，曾经点名要求你当导演，你知道了，就拍来这份电报。张艺谋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张艺谋当时买下了一个著名作家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大家看过《手机》，手机的编剧就叫刘震云，刘震云当时有一部非常有名的小说，叫《一地鸡毛》。张艺谋把它买下来了，正式成立了摄制组，由巩俐主演，拍摄地点定在重庆。第二天就要正式开机了，张艺谋有个习惯，他经常到邮局买文学杂志。他一般是把杂志买下来，放在一起，然后找时间集中阅读。可能放两个月才看，也可能放半年，从来不当场看。不过，可能我的运气来了，他这次买文学杂志，先买了一本《中国作家》1991年第3期，那期小说的题目印在封面上，头条位置是中篇小说《万家诉讼》――作者叫陈源斌，他对这个作家的姓名有点陌生，但是二条是从维熙，三条是邓友梅。从维熙当时是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作家出版社社长。邓友梅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这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的作家，在中国文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的文坛比较讲究论资排辈。可这期的《中国作家》杂志，却将没有名气作家的作品放在头条，而著名作家从维熙、邓友梅却放在二条和三条。还有，小说取名《万家诉讼》，张艺谋感到有点奇怪，心里疙瘩了一下。接着，张艺谋又买了一本《小说月报》1991年第8期，上面恰好转载了我的小说《万家诉讼》，也是头条位置，二条竟然是王蒙的小说。大家知道，王蒙曾经出任国家文化部长，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是中国文坛的顶尖大腕作家。张艺谋再次感到奇怪，心里又疙瘩了一下。接着，张艺谋又买了一本《新华文摘》，《新华文摘》是中国发行量非常大的一个综合性杂志。一般每期只转载一到两部小说，恰好那一期转载了我《万家诉讼》。张艺谋再次感到惊讶，于是，他忍不住当场翻看起了这部小说。开头的第一段就把他吸引住了，第一句话是“太阳好起来了”，张艺谋后来感到很奇怪，太阳为什么好起来呢？应该是天气好起来了，应该是太阳升高了，“太阳好起来了”是什么状态？接着，他读到了“讨个说法”这个词，再次被吸引住了。张艺谋站在邮局里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小说，然后做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这也可能是他一生当中惟一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决定：放弃即将正式开机拍摄的《一地鸡毛》，改拍《万家诉讼》。他作出这个决定，应该说经济损失是非常大的，将一部小说作品改编拍摄为电影，首先得把作者的小说版权买下来，再成立剧组，前期投资也得很多费用，导演在一般情况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但是张艺谋认为，《万家诉讼》对他的震撼非常大，因此，他决定放弃了《一地鸡毛》，改拍《万家诉讼》，于是从重庆给我拍了加急电报。张艺谋采用了记录片的拍摄方法，大量采用偷拍的镜头，结果大获成功。张艺谋曾经这样评价小说《万家诉讼》与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关系：“中国电影的繁荣与文学繁荣有直接关系。我们几代导演成功的范例，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近几年文学的变化和小说的追求，刺激着我们这些人怎么从过去的风格里演变出来，怎么采取一种新的创作方法。《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首先是小说原作《万家诉讼》写得好，我们确定用故事片与纪录片相结合的方法拍摄《秋菊打官司》，便是原小说《万家诉讼》的风格，为我们提供了思路。” 张艺谋的这段评论，发表在《当代电视》1992年1 0期上。这部电影是在陕西拍摄的，不过，里面秋菊说的那句“讨个说法”，其实并不是陕西话，而是我的家乡话。我的家乡天长在高邮湖边，靠近安徽和江苏交界处，属于扬州话，是那一带的方言。当时，张艺谋曾经准备到高邮湖边拍摄这部电影，背景是水乡，而且剧组已经成立，叫我在家乡等他。后来情况发生了意外改变，我的家乡发生了百年未遇的洪涝灾害，特大洪水把地貌全部冲毁，铁路不通，公路不通，张艺谋和剧组困在北京，来不了。他当时就采取了变通的方法，把场景移到山东长岛，背景也是水乡。原来的秋菊是在水乡打官司，她讲话呢应该就是我这个口音，不是陕西话。后来，由于电影采用偷拍方式，张艺谋感觉到不是非常有把握，他担心变革太大，走得太远了，为了保险起见，最后决定将背景放在他的老家陕西，因此，秋菊的“讨个说法”，就变成了陕西话。现在人们提到“讨个说法”，就认定是你们陕西话，其实你们陕西当地话是没有“讨个说法”的，“讨个说法”是我们家乡的土话，老百姓放在嘴边的口头语，应该是属于扬州话。但是现在已经变成陕西话了，说“讨个说法”是扬州话，几乎没有人相信了。其实当年对这部小说和电影，都是有争议的。比如讲，现在看来，讨个说法，民告官，是很正常的。当年就不是这样。我记得当时有个领导，是一个省的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在《万家诉讼》作品研讨会上曾经责问我：“你这个民告官，《万家诉讼》，老百姓竟然敢告我们官员，告我们公安局局长，还有，我们的法官和公安干部，会是这样的吗？”现在的情况当然不一样了，当时就是这样。《秋菊打官司》出来还是需要勇气的，包括《万家诉讼》这个名称，包括《秋菊打官司》能不能通过审查，当时都是很担心的。实际上后来很顺利。下面我要说到另一个词汇。大家点击网络搜索，有一个称呼叫“秋菊爸爸”，或者叫“秋菊之父”。有一次我去浙江金华参加一个活动，当地媒体头条标题就是《“秋菊爸爸”来了》。这两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这不是炒作，而是一个无意当中发生的事情。《秋菊打官司》公映以后，几乎所有的媒体提到我的名字，都是“江苏青年作家陈源斌”。包括《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都这么说。其实我是安徽人。后来有一家报纸就发现了这个差错，刊登了一篇纠正性的文章，叫《秋菊爸爸在皖东》。这篇报道到处被转载，标题变成了《秋菊之父在安徽》，结果，“秋菊爸爸”、“秋菊之父”逐渐变成了媒体的通称，这就是两个称呼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