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部分：

　　主持人：陈源斌先生给我们做了精彩的演讲，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我们这样，让讲课讲累的陈源斌先生休息两分钟，谁有问题需要向陈老师提问的，我们可以写成条子直接递到陈老师那里也可以，递到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在大家写条子之前呢，我们共同来回顾和分享一下陈源斌先生所做的演讲，我觉得呢，第一是我们怎么看待演讲的问题，我们在来的路上我和陈源斌先生沟通，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主要的学习途径是听讲座。陈先生说他也是这样，他是在北京大学，听讲座的机会会更多，所以说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样看待论坛？怎么样看待讲座？我希望将来我们的学子能有更多的机会听到更多精彩的讲座。下面有几点是给我们热爱和不热爱文学的同学的。给热爱文学的同学讲两点，一点是我们知道所谓文学的评论与研究，主要是两块，一块是作家研究一块是作品研究，今天陈源斌先生给我们所做的演讲使我们对《秋菊打官司》以及作者，从作品的角度和作者的角度，我们都更深入的了解了这个作者和这个作品。第二点呢，不管我们是不是热爱文学，但是我们都会写作，那么写作呢，我觉得这里面有两点，第一点，我觉得写文章要有个梗概，我们今天听演讲了，要知道怎么样去写梗概，那么陈先生给我们说《秋菊打官司》实际上就是一句话，按照他的讲法就是有四个字“农妇告状”。后来他又做了补充，从县里告到市上，从市上告到省上，最后打赢了这个官司。那我们就知道这样一个故事的梗概是怎么样写的。那么大一部小说那么长一部电影，其实是可以用这么几个字概括出来，那么我在陕西电视剧审查小组审查电视剧十年了，但是呢，经常会碰到很多问题，非常好的编剧写不了梗概，因为他的叙述体系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从陈先生演讲中学会了怎么样去写梗概，包括了他给我们讲的《秋菊杀人》怎么样从一个存折的角度用很短的几句话把这个故事给我们叙述完毕。这是两点，是给热爱文学的朋友的。那还有两点是给非热爱文学的朋友的，第一点就是怎么样面对失败。陈先生讲了当他回到家了，他的家被烧毁了，他第二天就开始了写作，人家都认为是陈先生疯了，但是我们想一想，著名的美国成功学家马尔登先生，他的37万字的手稿在一次大火中烧成灰烬，也是三天之后开始了新的写作。我们也知道美国著名总统，他是在失败36次后第37次尝试后才获得了成功。所以陈先生给我们非热爱文学的朋友的启示是我们如何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失败。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想取得成功，首先就要有社会责任感，正是因为陈先生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对于社会现象的关注才使他写出了有名的《秋菊打官司》，同时我们也想去著名的浪漫主义家雨果有两句话：“作家的一只手是在破坏另一只手是在建设”，那么我来看看陈先生给我们的案例，作家有两只眼，一只眼关注事实，一只眼关注细节，从一个存折上看到故事背后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各位同学。因为我是从事新闻，是华商报的主编，从我作为一个传媒人的角度来讲，我为陈先生做个广告，陈先生是作家画院的院长，那我们知道，如果现在陈先生遇到当年那样的被烧毁手稿的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像当年那样，他现在任何一幅作品都在万元以上，这使我们想到贾平凹讲过的一句话：“写字比写书更容易挣钱。”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各位同学。在此我希望大家再给陈先生一次热烈的掌声。第二次还要有一次掌声，是给“秋菊她爸”。下面有哪位同学有提问，那问题交到陈先生手中。

　　陈：随便甚么提问都可以，我答得出来就答，答不出来我就老老实实说答不出来。现在，我这里收到了一堆纸条，我依次来回答里面所提的问题。

　　第一张纸条的问题提的比较大，他说：“陈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西方的狼文化和东方的儒家文化有冲突吗。我们应该听取那种？”

　　这个我来回答，西方的狼文化和东方的儒家文化肯定有冲突，任何两种文化都是有冲突的，要想完全没有冲突，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听取那种？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其实读书也是这样。有的很坏的书我们去读，有些很好的书我们也去读，就是当时主流社会肯定的书我们也读，被主流社会否定的书我们也读。然后就吸收，自己学习有利的营养，所以你仅仅学习儒家的文化不对，仅仅学习狼文化也不对。我觉得你应该奉行“拿来主义”。怎么样对自己合适就怎么样用。

　　下面回答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对我可能真是一个问题。“请问陈老师，秋菊与当代社会主要讲的内容是什么？”这说明我刚才讲的可能效果不太好，这位同学没有听明白。其实我个人认为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就是秋菊与当代社会现实。双方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可能我表述得不太清楚，也可能这个同学走神了，或者我讲话口音比较重，不大听得懂，我觉得对我以后要注意，练好普通话，或者把我演讲的水平提高一些。这是对我的批评。

　　下面是第三个问题：“在《秋菊打官司》后的几个续篇，都以秋菊为标题，是否需要换个人物，再写其他题材的作品呢？ ”这个问题提的好，为什么呢？我今天讲的是秋菊专题，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写的题材其实是很多的。我今天可能没有说清楚，就是今天专题讲秋菊，是我整体作品当中的一个细部，其他题材的作品我就不说了。我今年也有其它题材的小说作品，比如中篇小说《拷打春天》，发表在《中国作家》今年第二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也作了转载，出现了一些肯定性的评论，在文坛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部小说与“秋菊”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说，除了“秋菊”系列以外，我还写过很多其它题材的作品 。

　　下面是第四个问题，纸条上写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有很多腐败现象，你可不可以谈谈你的看法？”其实中国腐败的现象，这个问题太大了，我想我已经用《秋菊杀人》回答了这个问题，《小说界》今年第五期出来以来，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读这部作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的问题是：“你的作品影响了当代，但你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现状，仍有许多的贪官，我记得一个面对面节目组采访一个农民，他从乡上上访，一直上访到中央，也没有结果。你怎么看此事？”作家的作品应该能够改变现实，但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部作品应该能够对社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你可以想一想，当年我写《万家诉讼》的时候，在当时的社会现状下，实际生活中，谁敢把公安局长告到法庭上去？现在的社会现状已经发生了改变：县长、公安局长被告上法庭，是经常发生的事。从新闻媒体里我们知道，最近还把国家环保总局的局长都告上了法庭。中国有个传统，民不告官啊。在中国古代，老百姓告官，不管有理无理，先打五十大板，打的死去活来，然后才审理告官的案件。中国已经向前走了，不要着急，慢慢来，中国的法制现状会以渐进的方式改变的。

　　下面的提问是： “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选用《万家诉讼》这个书名的？”很简单，当时失火了，没办法，为了自救嘛。我想除了写小说，我也没有其它出路了，要写一部更好的小说，不但内容要出奇制胜，题目也一定要吸引人，结果就用《万家诉讼》，这个标题比较响亮。如果不用《万家诉讼》，张艺谋当初在重庆街头邮局购买杂志时，也许不会注意到这部作品。当时的情况是，他看到小说标题，感到有点奇怪，《万家诉讼》，怎么回事啊。他一下就吸引住了。如果不是这个名字，也许吸引不了张艺谋，也就没有《秋菊打官司》了。

　　接着的提问是：“你对恋人有什么看法？”这个问题好像不是我这个年龄所说的，这个问题很大，就不展开了，我只说一句话：我这次到西安来参加这个论坛，带的是原配夫人。

　　下面的提问是：“陈老师你好，秋菊一系列作品都与我国法律有关，请问你觉得我当代的建设与当代法律相适应吗？与希望的法制社会还有多少距离？”我的回答是，距离很大，很不适应，但是它在慢慢变化，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很敏感，我当过市委副书记，我认为应该讲真话。

　　接下来的提问是：“反革命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罪有什么联系？仅仅是更改一下名字吗？” 有一点联系，但应该不是更改一下名字。在“反革命罪”存在的时期，如果讲错了一句话，或者生活中做了某件事，比如，农村老百姓喜欢将缝衣针插在图片上，随手一插，可是如果插到毛主席画像上，那就构成了“现行反革命罪”。现在，如果发生这样的事，至少不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文革时期，我们写文章，“毛主席”三个字必须连起来写，分开来，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现在肯定不是这样，比如，你的文章中写到“胡锦涛”三个字，“胡”字写在一边，在另一页写“锦涛”两个字，当然不会构成犯罪的。这些细节都说明，我们社会的法制环境已经在变化了。

    下面的提问是：“陈先生你好，接下来会不会写一部《秋菊开公司》类似的作品？当今社会下海是条出路，但是现实社会中的出路也很多。”我的回答是：有可能。我顺便讲一下看法，你们民办大学，思源学院，实际上是个了不起的学校，我看到为你们高兴，这么多的校舍，这么大的场地。我跟你们讲，民营这个名眼，在一定条件下，到了一定时期，完全有可能超过公办。实际上国内某些领域的民营早就已经超过公办了。我在安徽工作的时候，一个学生上学，上中学，上高中，开始啊，都上公办学校，不愿上民办。但是浙江的情况完全改变了，你要上民办，你要花很大的一笔钱，民营各方面条件都超过了公办，他的设备，他的条件，他的师资力量，远远超过公办，在浙江的民办中学远远超过公办中学，初中高中，远远高于公办的，连领导写条子都很难进去，你要考很高很高的分。所以说，从某种角度看，民营是代表着一个方向。我觉得思源学院也是这样。我相信并且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五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你们会为自己曾经在思源学院读过书而自豪。

    接下来的问题是：“陈老师你好，许多问题现在被人们所忽视，正如我们这一个民办学校，你怎么看待中国的民办学校发展呢？”这个问题，我刚刚作了回答，不再重复了。

    下面的提问是：“陈先生你好，你的秋菊我久望其盛名，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看到，今天也是慕名来听你的讲座，请你简单说一下秋菊打官司的起因和经过，好吗？谢谢”。  我想，这个提问对我也是批评，因为我今天讲的就是这个话题，可能我讲得不是非常清楚，或者提问者没有听懂，因为今天是周末，我不想占用大家很多的时间，就简略不说了。

    下面的提问是：“陈老师你好，我冒昧的问你一个问题，我知道您是非常热爱文学的，从你在演讲中了解到，您曾经步入过政界，你是因为组织的调动，分配还是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 或者是你还是一个领导人物？” 我确实当过市委副书记，算是一个官员。不过，其实我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我们说，人人最向往的是自由，而一个人的真正自由，心灵自由是最重要的。国外媒体现在有个评价，认为在中国当官是一种最高风险的职业，是一个最危险的岗位。在当下的现实社会中，当官确实最容易出事。我见到过很多高官，包括曾经是我的同事，被抓起来，全家抓起来，被枪毙，被判刑，应该说，从某种角度看，当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当然，这不是我离开政界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我是一名作家，我爱好文学，我觉得当一个作家最好。我如果当一个官员，那么今天就来不了思源学院。当一个作家，在王院长的引导之下到了这里来，认识很多新朋友，我想是个机会。

　　下面的这张纸条上有三个字没有写清楚，我接着念下面的内容：“陈老师，……关于城市中，随处可以看到农民的身影，他们的法律意识和金钱意识在城里人的眼里，怎么才能在社会中有一席之地？”我刚才说过，社会的变革存在一个过程。不要认为农民的身影处在都市的角落，属于社会的非主流，属于弱势群体。我认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农民也会有一席之地，这一天总会到来的，因为城里人也是从乡下来的，乡下人也会成为城里人，有句话叫做五十年风水轮流转，转来转去的。可能你现在是城里人，搞不好几百年前就是乡下人，说不定过了一定岁月，城里人再度变成了乡下人。

　　接着的提问是：“陈先生你好，‘太阳好起来了’是词语搭配的创新,但是词语次序讲究词语搭配要恰当,请问如何做好词语搭配？在创新中不至于搭配不当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前几天在浙江的一个大学，和大学生一道讨论网络文学的话题。经常和大学生对话，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去年我应邀到重庆参加“中国著名作家看重庆”活动，期间有过一次跟大学生对话，大学生提的问题有时候非常尖锐的。我们去了好几个作家，包括蒋子龙等人，还有我的同学、《天下无贼》的作者赵本夫。大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如果打个比喻，有时候真点像烫手的山芋，扔给你。非常尖锐，非常难回答，当然，我们只要真诚对待就行，不用担心的。今年5月份我在浙江的一个大学，与大学生对话，大学生提到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受启发，长了见识。有位大学生提到病句的问题，对“病句”的概念提出质疑，要求在场的作家作出回答。我的答复是，从某种角度看，病句是对现存语言秩序的挑战。现在流行的语法到底是什么回事呢？白话文的语法实际是从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当中来的，以前没有，中国古代没有白话文，现代的白话文其实是从鲁迅啊，冰心啊，巴金啊，茅盾啊这些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当中来的。当中也插入了西方的东西。我举了个关于病句的例子，毛泽东作为一个领袖人物，他讲过一句话：“我军所到之处，受到了热烈欢迎。”如果严格对照现行语法，这句话没有主语，所以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人发表长篇文章，来讨论这句话的语法问题。有的人认为它是病句，有的人认为它不是病句，为什么认为不是病句，他是领袖，是领袖讲的，别人讲就错了，他讲他就对了。实际这句话后来被当做了一个标准例子。由此来看，创新这个东西在语言中极为重要。比如，我的小说《万家诉讼》中‘太阳好起来了’这句话算不算病句，但读起来，感觉很好，这就是成功了。你如果老是讲“太阳升起来了”，就给人一种陈旧之感。文章要写得好，一定要创新。

　　下面的提问是：“陈老师你好，你对你所从事的这个作家职业，有何感想和体会？你对想成为作家的后进青年有何提示和指导？”好，你说感悟和体验，因为我人到中年，写了这么多年了，其实一般情况下，我不会脱离作家这个职业，肯定继续写下去。当然了，能不能写出好作品，还要根据实际情况。不过，写好写坏，我会尽力。我不能保证我每部作品都非常好，但会尽力的。我觉得作家的心灵是自由的，比当官的要好。至于下一个问题，即‘你对想成为作家的后进青年有何提示和指导’？坦率地说，我认为作家需要天分，需要刻苦，光刻苦没有天分是没有用的。我见过很多人，非常刻苦，比我刻苦多了，然而没有用，他没有天分。作家需要天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当作家。不过，当作家的人也不比别人聪明多少，但是他必须具备当作家的才能。因此，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想当作家的话，你必须要掂量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当作家的天分。主要是看实际效果，如果你的作品成功的话，你就当；如果你的作品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而且感觉到自己力不从心的时候，就不一定非得在当作家这棵树吊死不可。可以试着做其他事情，比如，画画也可以，当书法家也可以，或者是教书什么的都可以的。这里只是个比喻，如果没有当作家的天分，可以选择做作家以外的任何事情。

　　下面一个问题：“陈老师，在《秋菊打官司》当中，为什么会选张艺谋来当导演？是否因为张艺谋拍过《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因为张艺谋当时小有名气，让他来拍是否能够提高您在文学界的名气与地位？”其实很简单，当时张艺谋拍了几部成功的电影。而当时许多拙劣的导演把作家的好作品改编坏了，糟踏了。举个例子：我有个鲁迅文学院的同学，他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燕儿窝之夜》，得了全国文学奖。后来拍成了电视剧，上下两集。我们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读书期间，有一天电视台播映这部作品，这个同学很兴奋，通知大家晚上看。当天晚上，我们班所有的同学都坐在教室里收看电视，看了不到20分钟，所有的人都跑光了，真是拍得比较差，大家看不下去，都走了，只剩下他本人，还有我留下来陪着他。我也看不下去，真是很痛苦的看到结束。从此以后，我们就发誓，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小说随便给别人改编。那是一种痛苦，那是一种糟蹋。我这么一说，大家应该明白，由张艺谋来导演自己的作品，并不仅仅是提高自己在文学界的名气。实际上，作家的名气不是自我可以提高的，你要是有好作品，马上就有名气了。文坛其实是最公平的，谁有作品谁就是作家，谁有好作品，谁就是著名作家。包括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同学。如果你们明天发表一部震动世界的作品，震动全国的作品，你马上会变得名满天下，一日成名。当然，文坛也有人为的炒作，但是那个都是附加的，不是主流。

　　接着的一个问题是：“《秋菊打官司》第三部《秋菊杀人》与前两部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能够谈谈秋菊在故事中代表的和当代的人民法律意识有什么很大的关联？”这个问题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一部作品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所能说清楚的。一部作品往往展现的是社会当中一个日常的世界，包括它也关注了当下的问题，但是这部小说跟以前秋菊系列作品是有点不一样的，它有很强的故事性，很普通，很好懂，你可能看了开头就放不下来，里面的人物命运老是钓住你的胃口，一口气看到底。当它有谜底，就是到最后秋菊如何杀人。读到最后，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哦，原来是这样的。因为，小说标题是《秋菊杀人》，秋菊怎么杀人呢，觉得很奇怪，但是读到最后，才明白秋菊真正杀人了。当然，她并没有亲自动手去杀人，但是，实际上由于她的存在，由于她对一桩争吵纠纷的介入，最终结果有人因她而杀，也就是说，她杀了人。就是这么回事，我想呢，要简单的讲就那么简单。
好了，今天耽误大家不少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谢谢大家，我讲话比较坦率，比较直爽，如果有说得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谅解，谢谢。

　　主持人：再鼓掌一遍。好，接下来，我们的论坛结束之前，还有一个压轴戏，我要请出我们思源学院的耿院长最后为我们做出精彩的讲话。

　　耿院长：首先我代表我们思源学院的领导，全体的师生员工，表示对陈源斌老师的报告深感谢意，陈老师不愧为当代的名流的作家，他的报告，语言是简洁，幽默，生动，活泼，使我们大家受益匪浅，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对秋菊的爸爸表示谢意。

　　陈：谢谢，谢谢。

　　主持人：我们欢迎陈老师坐到他这个位置上来，接下来我们的讲坛就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