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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源斌:秋菊与当代社会现实

 

陈源斌先生白鹿论坛

  主持人:王治明(白鹿书院副院长)
 
  主持人:那下面我向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介绍一下,陈源斌先生的个人情况,我要说明的是,陈源斌先生和以往我们介绍的作家不大相同。对我们年轻学子来讲,他恐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人生楷模,同时也是卓有成就的作家,因为我们看一看他的人生经历,我们就知道。我们先看一下陈源斌做过什么:陈源斌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当过知青当过邮局职员,当过律师当过编辑,现在是专业作家。曾经是安徽省文学院院长,在政界卓有成绩的,曾经做过市委副书记。给点掌声……而且是第八届全国人大的代表,1993年被破格评定为国家一级作家,同年也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2002年6月评为安徽省首届“四个一批”拔尖人才,2005年10月评为浙江省首届”五个一批”人才,现在是浙江省作家协会创联部的主任、浙江省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执行主任、浙江作家画院院长。这是他的人生经历,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他的著作。陈源斌先生1980年发表作品,创作有著名小说《万家诉讼》、《到处都是谎言》、《杀人有罪》、《秋菊开会》、《秋菊打假》等著作约六百万字,其中小说《秋菊打官司》、《陈源斌小说选》被翻译成英法德意等多国文字在罗马等地出版。那么陈源斌同志的获奖情况呢,曾经获得《中国作家》、《青年文学》、《上海文学》、《萌芽》、《莽原》等刊物奖,另外获得首届安徽省政府文学奖和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
  给他一点掌声……我们再来看一下陈源斌先生的社会影响力: 陈源斌先生的小说《命系悬壶》、散文《定海抗英六昼夜》收入2004年新版北京市初三语文课本,代表作《万家诉讼》被张艺谋导演拍成电影《秋菊打官司》。《秋菊打官司》的经典台词“讨个说法”成为当代社会流行词汇,并增补收入2005年6月新版《现代汉语词典》。那么今天,陈源斌先生要给我们主讲的题目是《秋菊与当代社会现实》。在今天的演讲当中,我希望给予热烈的掌声,把手机调到振动。在开始之前,还要特别感谢思源学院的耿院长的出席,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源斌先生为我们做精彩的演讲。


  秋菊与当代社会现实

陈源斌

  谢谢大家,王院长有点太客气了。最初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讲座的时候,我就讲到我可能有两个障碍。一个就是我讲话的口音比较重,大家听不懂,浪费大家时间;第二个可能我讲话的语速比较快。那么,我尽量放慢点,很不好意思,是周末耽误大家时间,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不好或者我讲得枯燥的话,可以离开。

  今天,我很高兴来到西安,很高兴来到思源学院,很高兴认识那么多新朋友。今天我主要是和大家沟通一下,交流一下,谈不上讲座也谈不上讲话。我今天和大家交流沟通的题目写在黑板上面,是《秋菊与当代社会现实》。为什么起那么一个名字,找这么一个话题?我想是有这么几点。一个是刚才王院长说过的,“秋菊”改编自我的小说《万家诉讼》,我是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原创作者。第二个是《秋菊打官司》是在陕西拍的,和我们这个西安、和陕西省是有点关系的。当然,这部小说也是我个人创作中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所以就选了这个话题。因为时间比较仓促,准备得不是很充分,我就写了一些提纲,讲到那里就到那里,还请大家能够理解。

  我首先讲的就是“秋菊”产生的社会影响。刚才王院长已经大致说过了,我觉得这些社会影响都是由综合因素引起的,那么有哪些因素起了作用呢?我觉得,首先是张艺谋作为导演,使得这部作品得以提升。他拍摄出了这么好的一部作品。巩俐作为著名影星,非常成功地扮演、并且演活了秋菊。当然,我的小说是个基础,是个原创。那么这个作品《秋菊打官司》,它曾经获得了各种奖项,包括拿过世界奖项。《秋菊打官司》获得过我们国家的金鸡奖、百花奖、以及政府奖也就是华表奖,还有中国首届长春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杯奖(后来这个奖项不办了)。几乎所有的重要奖项得到了。最后是得到了第46届威尼国际斯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张艺谋以前拍过很多电影,像《红高粱》获得过柏林世界电影节最高奖——金熊奖,但是女主演巩俐本人没有得奖,是电影得奖了。《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有所不同,不但电影获得了最高奖项,巩俐也首次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这是她第一次摘取了世界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的桂冠。我认为这是一个综合起来的主要因素。另外一个主要因素,是国家法制进程的需要,《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充分的迎合了社会的需要。如果早十年是不行的,可能不会得奖,还要被质疑和批判,这部小说也出不来,没有人敢发表它。由于我们国家法制进程的需要,使得我的这部小说,以及后来由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得以顺利问世,并产生了比较巨大的社会影响。还有一个主要因素,就是顺应了老百姓的心声和愿望,老百姓随着社会的法制进程,走到了现在的地步。我认为秋菊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上面所说的三个主要综合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有关这部作品的社会影响或世俗影响,除了刚才王院长介绍的,还有一些,我可以简单的再补充介绍一下。这部电影首映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当时有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了,这些官话我都不说了。其中有一位世界性的名人,就是卢燕。卢燕是奥斯卡奖唯一的华裔评委,她是个著名的国际影星,可能我们中国人对她不太熟悉,但是她在国际影坛上很有威望。《秋菊打官司》首映时,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说了一句话,当时就坐在我旁边。她说:“秋菊执着不移地打官司、讨个说法,体现了整个世界妇女追求解放、争取自己权利的潮流精神。”卢燕把“秋菊”放在这么一个角度,整个世界妇女追求解放、争取自己权利的潮流精神。卢燕对“秋菊”的评价,我感到很惊讶。新世纪之初,北京拍摄了一个大型电视专题片,是对中国五十年社会变革进程做一个总结。它选了一些代表性人物,就是中国社会五十年来最具里程碑式影响的人物和事件,令我意外的是,也邀请了我参加接受访问。我当时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民先生同台接受央视著名记者张越的访问。我当时很惶恐,认为我自己不够格,当时采访我的内容是,“讨个说法”在中国当代法制进程中起了一种里程碑式的作用,这是我作为这部作品的作者所没有想到的。另外,我曾经两次走进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这个栏目现在办得比较平淡,但是当年是相当火的。我第一次走进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是崔永元当主持人的时候。当时请了两个嘉宾,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著名的法学家,是北京大学的法律教授。当期节目谈论的话题是,当普通老百姓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要不要拿起法律武器,走上法庭为自己打官司,“讨个说法”。这个话题现在看来是非常陈旧的,但是当时来讲,还是比较不容易的。把我请去做嘉宾,就是现身说法。那么过几年以后,《实话实说》的主持人换成了和晶,是位女主持人。请了两个嘉宾,除了我,她又请了一个法学专家,这个法学专家是我们国家行政诉讼法方面的权威,后来他曾经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做过一个法制讲座,行政诉讼法的一个讲座。这次《实话实说》讨论的话题就改变了,叫做“当普通老百姓合法权利受到侵害,走上法庭‘讨个说法’的时候,也就是在民告官的过程中,被告的行政一把手是否到庭应诉?”以前我们打官司,老百姓老是处于劣势,老百姓去告官,比如告县政府,严格依照法律来说,被告人就是县长,县政府的法人代表县长应该到法庭应诉。但是在司法实践里,这类民告官案件中,被告方往往派个科长、股长去,派个法制科长去,也就是派一个股级干部去代表县政府去应诉。那么这个科长在法庭上什么也做不了主。县长讲一句话,就是一句话,可是科长呢,还要回去请示。所以说,这类民告官的案件,原、被告双方始终处于不对等的状态。从法制层面上讲,当普通老百姓合法权利受到侵害,走上法庭打官司讨个说法的时候,民告官的过程中,行政一把手必须到庭应诉,其实这是一个趋势,将来民告官应该是极其平常的。当时,央视《实话实说》栏目主持人和晶请我来参与这个节目的谈话,“讨个说法”、《秋菊打官司》以及我的原著小说《万家诉讼》,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第一次走进《实话实说》以后,主持人崔永元后来写过一本书,叫《不过如此》,在书中对我有一段描写,他是这样说的:“作家陈源斌创作的《万家诉讼》引起关注,经张艺谋拍成电影《秋菊打官司》后,大红大紫,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他文字的精致与洗练。”崔永元下面引用了我的小说的开头段落:“太阳好起来了,何碧秋拿牙锹剁挑在麦田里的塘泥,剁完最后一墒了。她听说丈夫被打,将手上拾掇拾掇,回家看过伤势,转来找村长。”崔永元接着写道:“这些事拍成电视剧,3集未必够。但在陈源斌的笔下,不过区区3行。”崔永元认为我讲话非常简洁,叙述文字也是非常简洁,我的这部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崔永元的《不过如此》曾经是一部大众畅销书,发量行非常大。而《秋菊打官司》里秋菊不断挂在嘴边说的那句“讨个说法”,曾经无数次被评为五十年来的流行词汇。最早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海南有个《新周刊》杂志,当时是非常红火,发行量很大。这家刊物最早评定“讨个说法”是一个社会流行词汇,后来包括国外的媒体,不断把“讨个说法”评为中国当代社会的流行词汇。我去年到重庆,参加一个叫做“中国著名作家看重庆”这样一个大型活动,我无意中发现有一家发行量非常大的报纸,评选时代流行词汇,它把“讨个说法”也包括在内,当然它是从1949年以来按照这个年份进行地毯似的排列。“讨个说法”这个词汇波及到社会生活当中,在此之前是没有这个词汇的。重庆电视台有一个“拍案说法”,中央电视台有一个“今日说法”,其中都用到了“说法”这个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撒贝宁,有一次到杭州去开会,碰到我,说:“我们这个‘今日说法’的栏目名称,就是受了你这个‘讨个说法’的启示。”浙江电视台有个栏目,就叫“给你说法”,比其它电视台的“说法”栏目更直截了当。全国还有若干家电视台的栏目有关于“说法”内容的。有一些电视台法制的栏目节目,都曾经邀请我去做嘉宾。我参加这类电视节目,也得到了社会生活中的很多第一手素材,长了很多见识,对我后来的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刚才王院长也讲了,“讨个说法”一词已经增补收入了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8月以前的《现代汉语词典》,它有关“说法”的解释是两条,一个是措辞的意思,它举了一个例句:“一个意思可以有两种说法。”第二个是意见、见解,也举了一个例句:“ ‘后来居上’是一种鼓舞人努力向上的说法”。到2005年8月出版最新增补修订版以后,《现代汉语词典》的“说法”条目中,加上了第三个解释,即“讨个说法”,也有一个例句:“向上级讨个说法”。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把“讨个说法”增补进去了,扩大了“说法”这个条目词汇的内涵。可能大家都知道,5、60年代批判过一本书主义,那么现在对一本书主义有了新的看法。一个作家有一本能够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书,是非常值得欣慰的。而创造一个词汇,比如“讨个说法”,能够增补收入到我们国家发行量最大的《现代流语词典》,这是我个人也是没有想到的,当然也是值得自豪的事。

  刚才我说的是“秋菊”的社会或者世俗影响, 那么下面我要说的是“秋菊”产生之前,也就是我在创作“秋菊”前的一些准备,以及当时的中国社会法制进程的现状。我写“秋菊”之前,我国社会法制进程的现状是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的,区别很大。很久以前,我对法律比较爱好。我在法律界也有很多的朋友。那么当时的公检法司,这个系统里面是哪些人呢?一般有这么几种,一种是老政法人员,占多数,这些人员是当年部队和地方干部,1949年以后,到政法系统工作。另外一部分是通过特殊关系安排进来的人员,干部子弟。考不上大学的,但家庭有背景,比如父母是领导干部,是这么一些人。文化水平政治资质比较差。还有部分从地方调进来的人,另有一些是部队转业干部和复员军人。这些人很多都是我的朋友。坦率的讲,这些人的法律知识很缺乏。甚至有些法官相当无知,他的口头语就是“我就代表法院,我就是法律。”我在基层工作的时候,认识一个法院的民庭审判员,他主要负责调解民事纠纷,包括离婚。有一次,一对夫妇吵架,闹到法院要求离婚,这个审判员出面调解。这个人的素质不怎么样,说话非常没有水平。本来那对闹离婚的夫妇,打架打得你死我活,非离不可。可是,经过这位审判员出面调解,他讲的话既非常罗嗦又非常愚蠢,结果闹离婚的两个人忍不住哈哈大笑,不离了,手拉手回家去了。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官的水平就是这样。可能大家不知道,1979年以前,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刑法或者刑事诉讼法,当时抓人就是随便抓的,所以原来办的案子,出现了很多在世界上受到指责的、也是很可笑的罪名。比如,现行反革命,很可笑的,怎么会有反革命的罪名?现在没有了,当年曾经有过反革命罪。随便写错一个字,就以反革命罪被抓起来。还有,破坏他人家庭罪,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好起来了,通俗点说是通奸,就构成了破坏他人家庭罪。当年我们知青上山下乡时,还有一个罪名,叫破坏上山下乡罪,一个男的,如果和一个女知青的发生关系,马上就被抓起来,叫做破坏上山下乡罪;还有一个叫破坏军婚罪。我们上山下乡时,有通称“高压线”和“低压线”的两个罪名,即“破坏上山下乡罪”和“破坏军婚罪”,破坏上山下乡判七年,是“高压线”。破坏军婚判三年,是“低压线”。破坏军婚罪现在还有,但是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当时的军婚的定义是很荒诞的,一个农村女青年,她认识一个当兵的,双方有通信联系,就算军婚了。我当时下乡插队落户的生产队,有个女的爱上了一个民兵排长,很爱他。可是,这个女的还认识一个当兵的,两个人之间就通了两封信,内容很一般,就是我在部队怎么样啊,我在农村怎么样啊。后来,这个女的和民兵排长好起来了,双方发生了男女关第,结果,马上把这个民兵排长抓起来,算是破坏军婚,触犯了“低压线”,判了三年。那个女的和那个当兵的,其实两人之间根本不存在谈恋爱的事,更没有正式结婚,结果就以破坏军婚罪,把那个民兵排长抓起来了。这是当时社会法制的现状。可能由于这些原因,我很早就对法律产生了兴趣,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法制进程要向前走。刚才王院长也说过,我当过兼职律师,当时是指定的,案件中的被告人并不明白辩护是怎么回事,其实并不想请律师,法院就替他指定一个律师。我当过兼职律师,也写了一些案例分析。我接触过的一些案例,觉得当时有很多荒唐案例。举个例子,当时有个农妇,名字叫王凤英,我后来把她的故事写成小说了。这个叫王凤英的人,养了一只小猪,把邻居家的篱笆拱坏了,那么邻居就和她吵架,双方打了起来。那个邻居把她的脸划破了,她把邻居的耳朵抓破了,村干部赶来给双方调解,结束了这场争吵。第二天,那个邻居妇女在进城赶集的路上,突然倒在地上,死掉了。这个妇女的丈夫就认为是昨天吵架引起的,怎么办?丈夫召集家族的人,就把死者抬到王凤英家去。王家的家族的人闻讯也赶来帮忙,双方即将械斗,要打起来了。法院公安局得到消息,赶紧派人到了现场,首先把那个农妇抓起来了。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平息事态,因为死了一个人啊,不管与她有没有关系,先把当事人抓起来再说。接着将这个农妇王凤英判了刑,以故意杀人罪,判了8年。这个农妇感到很冤枉啊,就上诉。理由是双方争吵时,她把死者她耳朵抓破了,死者也把她的脸划破了,大家是对等的。至于她第二天进城,走到半路上死掉了,与我有什么关系?这很不公平。就上诉到中级法院,中级法院调阅了案卷,发现搞错了,因为经过对尸体的解剖,发现死者本身有不为人知的心肌疾患,属于猝死。但是中级法院为了照顾一审法院的情绪,把这个农妇王凤英改判为三年。现在说起来,中级法院改判的理由相当荒谬:人一旦抓起来被判了刑,是不好随便放的,判都判了的,如果放了,一审法院面子何存?当时,我们国家的法制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事隔多年以后,我看到了这个案例,感到很震惊,就写了一个案例分析,然后发表在一个国家级法学研究杂志上。因为当时法学研究的刊物非常少,发表以后呢,受到了高级人民法院的关注和重视,最终启动了院长审判监督程序,对农妇王凤英宣告无罪,把这个妇女给释放了。这个农妇非常感动,听说是我写了一篇文章把她放出来了,所以她一定要见我。当然,最终我还是拒绝了,没有跟她见面。从这个案例看,当时法院办案是非常马虎的。
还有一个案件给我印象很深。当时发生了一个强奸幼女案。强奸幼女罪有个年龄界限,即女方是否满14周岁。如果已满14周岁,而男女双方出于自愿,这只能算通奸。如果女方在14周岁以下,就算她自愿与男性发生关系,也属于强奸,而且要从重判罚。在这个案件里,当时以强奸幼女罪把那个男的抓起来了,后来发现这个女的已经超过了14周岁了,怎么办?抓起来不能放,就找那个女的两个姑妈作证,说户口本上搞错了,做了两个伪证。严格说来,当事人的姑妈作证,效力是非常微弱的,甚至是没有法律作用的。可是,因为女方的两个姑妈作证,那个男的就以强奸幼女罪被判了刑。当时的法制就是这么混乱。后来,我也写了个案例分析,发表以后也引起重视,结果这个当事人被宣告无罪。以上我讲的,也可以看作我从事文学创作前对社会生活的感觉和准备。

  由于我对中国法制现状的考虑和担忧,加上对它的兴趣,同时也了解到了一些真实案例,所以我在文学创作中,写了一系列的小说,都是法制方面的,我写的《胜诉》发表在《青年文学》头条,得了青年文学奖。写了《仇杀•杀仇》,也得了青年文学奖,写了《天行》发表在《上海文学》头条,得了上海文学奖。还写了一个《一案九罪》,得了萌芽奖,在创作“秋菊”系列作品前,实际上我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下面我就说说“秋菊”的写作和张艺谋改编的过程。“秋菊”的写作其实是个很偶然的过程,既是准备已久的, 也是偶然的。当时我在安徽省文联当专业作家,组织部门派我下去到一个县挂职担任副县长,下去深入生活两年,一切都安排好了,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副县长这个位置太高,我自己要求当一个副村长。我个人认为,这个副村长相当于生产大队的副队长,这样更加贴近老百姓。一个副县长坐在小车里,带个秘书,到乡下去,老百姓都离得远远的。不过,很多人对我舍弃不当副县长,都感到不理解。我下去了当了两年副村长,在这个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人是下去挂职,我的家还在省城合肥。有一次我在水利工地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告知我家住的那个简易楼半夜失火,当时我家住的是简易房子,墙和屋顶都是木板做的,隔壁邻居小孩玩火,一下子就烧起来了,一栋楼全部烧毁。我赶回省城一看,发现一栋楼全部烧成废墟,我的全部藏书和手稿,包括所有家产全部烧光。我赶回省城的当天晚上,全家被安排到一个小旅馆里头,是冬天,一家人挤在一个房间。原来我家房子很大,我爱人和小孩都睡觉了,但是一失火就抱着小孩冲出来了,穿着睡衣。失火以后,我爱人和小孩身上穿的衣服,全部是借来的。当时连刷牙的牙刷都没有,吃饭的筷子都没有。当天晚上一直到第二天,不断有人来安慰我,因为那个时候是九十年代,我还年轻, 每个人都说:你还年轻啊,还可以东山再起啊,你一定要挺的住啊。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安慰我,一直到夜里两点,我真是受不了。一方面感谢他们,一方面被人安慰是个很痛苦的事情。后来我一想,怎么办呢?我怎么样才能够东山再起呢?我的所有的家产都烧光了。当时我就想,与其接受安慰,与其痛苦悲哀,还不如自我拯救。反正已经烧了,只有靠自己,写一篇好作品吧,。因为我自己正在农村深入生活,随身带的包里有稿纸,有笔,就在失火以后临时居住的小旅馆房间里,开始写一部小说。 当时有个想法,很想写一部能够超越自己以前作品的小说。我特意选择了自己比较倾心的法制题材,构思了一个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故事,就是农妇告状,为了丈夫被打,告到乡里、县里、市里的公安部门,又诉诸到法院,然后再二审,最终获胜。我试图逼迫自己在这种简单事件当中,或者说在有限的天地里,追寻最佳结构方式,和动态的叙述事件,从而充分的收融生活容量,展示原汤原味的生活风貌,把人物写的既鲜活多样又普通真实。与此同时,在追求叙事语言的质量和感觉之外,还注意使用生活当中的一些词汇,比如“讨个说法”。 我用了七天,将这部中篇小说写完了,取名叫《万家诉讼》。这期间还出现一个笑话,因为我当时是受组织委派下基层挂职副村长,失火以后,当时的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是个女领导,她来登门慰问我。结果看到我正在旅馆房间里在写小说,当时刚写了开头部分,题目叫《万家诉讼》。 她看到以后,说了几句话,很快转身就离开了,她身边的人说:“这个人是不是精神受到刺激了?昨天晚上失火,今天还能写小说?” 他们看到了我正在写的小说题目叫《万家诉讼》,也许觉得很奇怪,有点担心我的精神状态。其实我心里当时非常安静,我觉得与其很悲哀,很沉重,不如写一部超越自己以前作品的好小说。这部小说的运气很不错。发表在《中国作家》1991年第3期,在头条位置。当年五月恰好召开“全国青年作家会议”(“白鹿书院”的副院长刑小利先生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在这个会上,《中国作家》这期杂志刚刚出版,赠送与会的作家每人一本。当时有一些影视单位派人到会上,向与会的青年作家组稿,正好看到该期《中国作家》,看到了这部小说《万家诉讼》,其中有六家影视单位先后来找我,包括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辑,他们认为这可以改编成电影。在当时来讲,小说被改编电影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作家,如果一个电影厂来找他改编电影,那是诚惶诚恐,非常激动的,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不过,我当时倒是非常冷静,我不知道是不是鬼使神差。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改编电影是可以的,但是我有个条件,得由自己来选导演。他们很奇怪,说你一个作家敢选导演,你选谁?我说,从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这些都是第五代导演)中任选一个。对方一听都十分惊讶。在当时来讲,作家属于劣势,一个作家的作品能被电影厂改编那是非常高兴的事情,怎么改都怎么好,没有那个作家敢说由自己选择导演的。我主要担心,自己的作品不要给导演导坏了。当时1991年,还有另一个背景,社会政治形势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八九风波以后,张艺谋正在受批判,他拍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和《菊豆》两部电影,全被禁止上演。他当时正在受批判。来找我商量改编电影的人都说,张艺谋正在受批判,目前情况下找他当导演,根本不可能。我回答说,如果不找张艺谋等人,那我宁可不给你拍。他们很奇怪,觉得这个作家怎么这么狂妄啊。但是,我宁可放弃。可是,令人惊讶的事发生了。我开完会回家以后,大约过了三个月左右,突然接到一份张艺谋的加急电报,他要求将《万家诉讼》改拍成电影。当时我就很奇怪,后来我跟张艺谋见面了,我就问他,是不是我在北京全国青年作家会议上,曾经点名要求你当导演,你知道了,就拍来这份电报。张艺谋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张艺谋当时买下了一个著名作家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大家看过《手机》,手机的编剧就叫刘震云,刘震云当时有一部非常有名的小说,叫《一地鸡毛》。张艺谋把它买下来了,正式成立了摄制组,由巩俐主演,拍摄地点定在重庆。第二天就要正式开机了,张艺谋有个习惯,他经常到邮局买文学杂志。他一般是把杂志买下来,放在一起,然后找时间集中阅读。可能放两个月才看,也可能放半年,从来不当场看。不过,可能我的运气来了,他这次买文学杂志,先买了一本《中国作家》1991年第3期,那期小说的题目印在封面上,头条位置是中篇小说《万家诉讼》――作者叫陈源斌,他对这个作家的姓名有点陌生,但是二条是从维熙,三条是邓友梅。从维熙当时是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作家出版社社长。邓友梅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这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的作家,在中国文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的文坛比较讲究论资排辈。可这期的《中国作家》杂志,却将没有名气作家的作品放在头条,而著名作家从维熙、邓友梅却放在二条和三条。还有,小说取名《万家诉讼》,张艺谋感到有点奇怪,心里疙瘩了一下。接着,张艺谋又买了一本《小说月报》1991年第8期,上面恰好转载了我的小说《万家诉讼》,也是头条位置,二条竟然是王蒙的小说。大家知道,王蒙曾经出任国家文化部长,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是中国文坛的顶尖大腕作家。张艺谋再次感到奇怪,心里又疙瘩了一下。接着,张艺谋又买了一本《新华文摘》,《新华文摘》是中国发行量非常大的一个综合性杂志。一般每期只转载一到两部小说,恰好那一期转载了我《万家诉讼》。张艺谋再次感到惊讶,于是,他忍不住当场翻看起了这部小说。开头的第一段就把他吸引住了,第一句话是“太阳好起来了”,张艺谋后来感到很奇怪,太阳为什么好起来呢?应该是天气好起来了,应该是太阳升高了,“太阳好起来了”是什么状态?接着,他读到了“讨个说法”这个词,再次被吸引住了。张艺谋站在邮局里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小说,然后做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这也可能是他一生当中惟一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决定:放弃即将正式开机拍摄的《一地鸡毛》,改拍《万家诉讼》。他作出这个决定,应该说经济损失是非常大的,将一部小说作品改编拍摄为电影,首先得把作者的小说版权买下来,再成立剧组,前期投资也得很多费用,导演在一般情况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但是张艺谋认为,《万家诉讼》对他的震撼非常大,因此,他决定放弃了《一地鸡毛》,改拍《万家诉讼》,于是从重庆给我拍了加急电报。张艺谋采用了记录片的拍摄方法,大量采用偷拍的镜头,结果大获成功。张艺谋曾经这样评价小说《万家诉讼》与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关系:“中国电影的繁荣与文学繁荣有直接关系。我们几代导演成功的范例,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近几年文学的变化和小说的追求,刺激着我们这些人怎么从过去的风格里演变出来,怎么采取一种新的创作方法。《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首先是小说原作《万家诉讼》写得好,我们确定用故事片与纪录片相结合的方法拍摄《秋菊打官司》,便是原小说《万家诉讼》的风格,为我们提供了思路。” 张艺谋的这段评论,发表在《当代电视》1992年1 0期上。这部电影是在陕西拍摄的,不过,里面秋菊说的那句“讨个说法”,其实并不是陕西话,而是我的家乡话。我的家乡天长在高邮湖边,靠近安徽和江苏交界处,属于扬州话,是那一带的方言。当时,张艺谋曾经准备到高邮湖边拍摄这部电影,背景是水乡,而且剧组已经成立,叫我在家乡等他。后来情况发生了意外改变,我的家乡发生了百年未遇的洪涝灾害,特大洪水把地貌全部冲毁,铁路不通,公路不通,张艺谋和剧组困在北京,来不了。他当时就采取了变通的方法,把场景移到山东长岛,背景也是水乡。原来的秋菊是在水乡打官司,她讲话呢应该就是我这个口音,不是陕西话。后来,由于电影采用偷拍方式,张艺谋感觉到不是非常有把握,他担心变革太大,走得太远了,为了保险起见,最后决定将背景放在他的老家陕西,因此,秋菊的“讨个说法”,就变成了陕西话。现在人们提到“讨个说法”,就认定是你们陕西话,其实你们陕西当地话是没有“讨个说法”的,“讨个说法”是我们家乡的土话,老百姓放在嘴边的口头语,应该是属于扬州话。但是现在已经变成陕西话了,说“讨个说法”是扬州话,几乎没有人相信了。其实当年对这部小说和电影,都是有争议的。比如讲,现在看来,讨个说法,民告官,是很正常的。当年就不是这样。我记得当时有个领导,是一个省的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在《万家诉讼》作品研讨会上曾经责问我:“你这个民告官,《万家诉讼》,老百姓竟然敢告我们官员,告我们公安局局长,还有,我们的法官和公安干部,会是这样的吗?”现在的情况当然不一样了,当时就是这样。《秋菊打官司》出来还是需要勇气的,包括《万家诉讼》这个名称,包括《秋菊打官司》能不能通过审查,当时都是很担心的。实际上后来很顺利。下面我要说到另一个词汇。大家点击网络搜索,有一个称呼叫“秋菊爸爸”,或者叫“秋菊之父”。有一次我去浙江金华参加一个活动,当地媒体头条标题就是《“秋菊爸爸”来了》。这两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这不是炒作,而是一个无意当中发生的事情。《秋菊打官司》公映以后,几乎所有的媒体提到我的名字,都是“江苏青年作家陈源斌”。包括《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都这么说。其实我是安徽人。后来有一家报纸就发现了这个差错,刊登了一篇纠正性的文章,叫《秋菊爸爸在皖东》。这篇报道到处被转载,标题变成了《秋菊之父在安徽》,结果,“秋菊爸爸”、“秋菊之父”逐渐变成了媒体的通称,这就是两个称呼来历。

  关于“秋菊”系列作品,我一共写了四部。一部呢就是《秋菊打官司》的原著《万家诉讼》,第一个续篇叫《秋菊开会》,然后又写了一个续篇叫《秋菊打假》,这两部已经出来了,还有一部即将发表,叫《秋菊杀人》。这个名字比较刺激,秋菊怎么会杀人啊?很多人感到有点意外,但是其实内容很干净的。我先讲续篇第一部《秋菊开会》。《秋菊打官司》公映后,给我带来比较大的社会影响,我的工作环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对社会生活的了解也是更加广泛。比如讲,我刚开始下去是当副村长,后来安徽省委组织部下派我到基层担任市委副书记,此前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有关人大代表的选举,是组织部门考察确定候选人,再提交一定级别的代表大会选举的,自己事先并不知道。我当全国人大代表也是这样,直到当选以后,接到通知,才知道自己成了全国人大代表。这也是中国特色。就这样,我的社会生活环境进了一个新的领域,了解了原先无法了解的东西,掌握了新鲜的素材。比如讲提拔干部,当了市委副书记以后,才真正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提拔干部必须有一定的必要的程序。我们看到的一些电视剧和电影,描写提拔干部这方面的内容,往往出笑话。有一个著名作家,我不讲名字了,他写了一个很红的电视连续剧,里面市长和市委书记闹矛盾,省委书记支持市委书记,省长支持市长。这个市的市委书记出缺以后,省长就在一个非正式场合直接提名市长当市委书记。实际上这是很可笑的,根本不符合中国干部提拔的程序。其实很多作家不了解提拔干部的内幕,包括有的作家挂名下去当副县长,他是浮在面上的,写出来的作品经常出现常识性错误。我经省委组织部下派担任市委副书记,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了解了很多以前并不熟悉的生活,根据这些生活体会,后来就写了秋菊的续篇《秋菊开会》。大致内容是,秋菊打官司获胜并成为社会名人,接着又意外地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当时的情况是,秋菊正在地里干活,突然来了一辆小轿车,通知她到上面开会,她乘车到省城,再乘上飞机,飞到了北京,她这才知道自己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从理论上讲,中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是最高国家机关的组成人员。秋菊意外之余,想到自己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应该为当地的老百姓做一点实事。正好村里有一个案件,是“一女二嫁”式的山林承包纠纷,就是一座山林,有两拨人都声称享受所有权。打官司打了十年,都没打完,始终打不出一个结果。秋菊就想借助于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把这场纠纷解决好。结果同样折腾了好长好长时间。与上次秋菊打官司“讨个说法”相比,她原来是为自己打官司,这次是为她村民打官司。从下面一直打到中央,都打不赢,后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遇到一个高级领导人,当面提出了这个问题,高级领导说了一句话,也就是一句话,这场拖了十年的山林纠纷,在瞬息之间得到妥善解决。实际上这个细节我是有真实感受的,我当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多次在人民大会堂跟国家领导人,像我们现在这样面对面的坐在一起讨论问题。我曾经遇到一个例子,应该是比较震撼,有个地级市的一个大型国有企业,是前苏联50年代帮助组建的,这个企业出现了很多问题无法解决。多次反映到省里、部里、中央,都解决不掉。有一次开全国人大会议,我们代表团跟一位最高级别领导座谈,这个市的市委书记发言时提到了这个大型国有企业的问题,领导人听了,感到很惊讶,表态说:“啊,有这种事情啊,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及时解决。”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座谈会是当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结果到了下午,就从那个地级市传来了消息,中央已经派出了工作组,接着,在两天之内,所有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这就是生活现状。就目前而言,很可能你为一个案件打官司打十年没有结果,但是领导人说一句话,问题就得到彻底解决了。《秋菊开会》有现实生活的背景和影子,发表后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反响。最初发表在《北京文学》头条,《小说月报》头条转载,很快报刊作了转载或连载,包括你们陕西的《华商报》,也作了连载(当然,事先都没有打招呼),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互联网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反响。网上的评论是非常多的,有个叫“忧雪莼榕”的网友,写了一篇评论叫《开会,开会,我读陈源斌的〈秋菊开会〉》,里面说:“《秋菊开会》的故事内容,简单点说就是一件小事的解决过程。这事小是相对国家大事来说,对秋菊而言是大事。这大事就是秋菊所在的王桥村的女山的归属权纠纷问题。秋菊很意外的当了全国人大代表,便抓住机会想把这闹了八九近十年的问题为乡亲们解决了。围绕这事的曲折的解决过程,作者让我们大开眼界,” 这位网友对这部作品评价很高:“以秋菊开会为线索,我们看到了若大个中国的概况。从田间地头到北京的人大会场,从农民秋菊到国家领导,中间层层机构、官员、人物都不缺省,这宏大的规模,错综复杂的问题在陈老”——他没有见过我,称我为“陈老”——“在陈老的笔下居然是简单、紧凑、顺畅又吸引人。叹服!。” 这位网友认为“整篇小说的结构极紧凑,行文节奏也紧张快捷。这对于小说中所展开的宏大的环境、错综复杂的线索和众多不同层次的人物来说,是很重要也极难作到的,但陈老做的极好(他老是叫我陈老)。环环紧扣,无一松弛之处,语言简洁,叙事快捷,气氛紧张匆忙,衔接和过渡更是简练。那种节奏和气氛就好象你到了一家从未去过的大医院,限定你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包括诸如挂号、就诊、交费、检查、化验、取结果等等全部任务,你在那陌生的迷宫般的大环境里,一定是匆忙的东奔西走,还会时不时走错。”《秋菊开会》令我想不到的是,有两位新华社记者作了专访,文章发表在供领导人参阅的内刊上,文章提到“秋菊的十年之变”,里面说:“秋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再度讨起了说法。这次不是为自己的丈夫,而是为一桩牵涉到全村人利益、历时十年的‘一女二嫁‘式的山林纠纷。在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出席的各种会议上,秋菊一次又一次地奔走诉说。这桩看似简单的纠纷却在官场各种微妙的关系中变得异常复杂起来,使得问题总是不了了之。最后,秋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抓住一次机遇告了“御状”。结果,她不仅为全村人讨回了说法,还意外地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出的“决不拿老百姓‘开会’”的承诺。在小说的结尾,山林纠纷被顺利解决,但秋菊本人却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回归为一个普通农村妇女”。这篇专访里面有一些比较尖锐的文字, 说:“在《秋菊开会》中,十多年的官司最后虽然得以解决,但并不是法律的功劳;村民们最后虽然得到了实惠,依赖的却是一次成功的‘御状’。一种历史惯性让国人沉浸其中,非但没有被现代文明冲涤,反而愈显其价值,这是陈源斌小说貌似平淡的叙述中,撼动人心之所在。 十多年前秋菊为丈夫讨说法,尚且有意无意地走了一条法制之路。而十多年后,秋菊为村集体讨公道,却走了一条古老的告“御状”之路。这也许会让有的人费解,但陈源斌说:‘虽然法制在前进,但几千年的惯性还在起作用:某一个重大案件,下面可能拖了几十年也办不了,领导一句话,或者领导的一个批示,问题就解决了。’ 在今天的农村,农民遇到纠纷、委屈和不公正待遇时,首先想到的还是上访,而不是寻求司法的途径。处在弱势的农民热衷上访,尤其是越级上访,显示了他们对权力的依赖超越了对法律的信任。也许有人会轻松地下结论,这是农民法制意识薄弱使然。然而,至今依旧屡屡发生的打尽官司不如一张领导纸条的事实,让无助更无势的农民该如何抉择? 这是来自历史深处的忧虑,是‘人治’的历史惯性在作为现代文明标志之一的“法治”精神面前的冥顽不化。上访,尽管艰难,最后获得“重视”,似乎给人温暖和希望。而一些政治家的开明毕竟不能替代社会的制度建设。”

  《秋菊开会》的运气没有《万家诉讼》好,它参评中国作协鲁迅文学奖,名列第五。本来要评五部作品,但票数未过三分之二,结果空缺一部作品,《秋菊开会》名列入围作品第一。曾经多家影视有意将这部作品改编为影视,西安也有一个影视公司跟我联系过,后来一个台湾的著名经纪人叫曾敬超,他是巩俐和章子怡的经纪人,曾经打电话来找我,想把它改编成电影,曾敬超是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在亚洲的代理人,名头特别大。当时想找台商来投资,但是呢,后来台海局势发生了变化,台商投资的事被搁置,所以这个电影到现在也没有能没拍成。

  我写的第二个“秋菊”系列,叫《秋菊打假》,也有真实生活的影子。我原来在安徽工作,应邀去浙江参加一个打假活动,我们和质检人员一道,穿着质检人员制服,趁着夜色去摸那个制假窝点,感受很深,这个题材也是从这场打假活动中发现的。《秋菊打假》反响也是比较大的,发表在上海《小说界》杂志的头条位置,《中华文学选刊》头条做了转载,《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也做了转载,全国大概有几十家报刊热炒了一阵子,用整版整版的篇幅,也出现了一些肯定性的评论,比较有影响的是两篇文章,一个是《秋菊并不只是传说》,评论里是这么说的:“‘讨个说法’成为中国人喜欢使用的一个新的字眼。‘秋菊’以及‘讨个说法’后来就成为了一种符号,一种象征。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文章还说:“对于陈源斌来说,秋菊就是一种品牌,一种惟有他才能使之延续的特有的独创素材。源斌并没有忽视这一点。他在那之后,开始了和秋菊有关的续写式创作,这有点类似如今甚嚣尘上的哈五哈六或者是指环王一二碟中碟三四的商业运作,但是,这个有关秋菊的故事还是很中国化甚至是很纯文学化的,并不需要那些电影编剧们挖空心思去想那么些离奇的情节,只要将已经电影化的秋菊和现实生活中的秋菊混淆起来写,这故事顿时就会产生某种奇效。这就是这篇《秋菊打假》故事的由来,说明了这一点,就等于给了读者一个解读它的思路和视角。”另外,《文艺报》二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全世界都知道你秋菊》:“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被作家陈源斌打造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请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成为广大读者熟知喜爱的文学形象,也成了一种精神文化的象征。这就是秋菊。这个人物形象潜在的丰富的生活与思想的内涵,给了作家陈源斌继续深入开掘的动力。于是,我们在《万家诉讼》之后读到了《秋菊开会》,读到了《秋菊打假》。”那么他提到:“秋菊的个性是相当鲜明的。《万家诉讼》是这样,《秋菊开会》是这样,《秋菊打假》也是这样——这个泼辣干练、爱憎分明、不怕困难、顽强执著、永不退让的女性形象,集中了农民为创造自己新生活而抗争的时代品质和特征,展示了农民这群当代弱者内在的那种不可侵犯、不可小视的力量。可以说,这个群体曾经为中国改革开放承担了历史性的压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保证了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尽管今天他们成了需要反哺的对象,但并不等于他们失去了创造历史创造生活的力量。他们的力量在秋菊这个艺术形象中得以展示,得以张扬。这就是秋菊性格的本质”,“我们可以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层面上理解秋菊的意义。熟悉生活的作家陈源斌显然比别人更早地捕捉到当代新农民形象的信息。实际上,当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妇女知道要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要讨个说法的时候,这已透露出一种新人出现的信息。当然,这个时候的作家,也许还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只是一种思想的敏感。但到了《秋菊开会》、《秋菊打假》以后,这种敏感就成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越来越构成人物性格的基调。我们高兴地看到,《秋菊打假》中的秋菊,已经有了把自己放到农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进步之中去的明确意识。这就是这个人物的新意,也折射出我们现实生活新的气象,新的进步。”这篇评论比较长,我就不多说了。当然,有关《秋菊打假》,也出现了一些无厘头的评语。深圳有个发行量很大的《晶报》,发了一篇标题为《秋菊打假VS女人无穷洞》,大家知道有部电影叫《女人无穷洞》,是陈凯歌的前妻洪晃拍摄的,是一部非常搞笑的电影。类似于《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文章把《秋菊打假》与《女人无穷动》放在一起VS,我没学过外语,不知道这个VS是甚么意思。《秋菊打假》发表以后,也引起了影视界的注意,有几家影视公司正在联系拍摄长篇电视连续剧的事。

  我写的第三部续篇就叫作《秋菊杀人》,很多人感到很奇怪,这么一个美好的形象,秋菊怎么会杀人呢?实际上《秋菊杀人》并不是秋菊亲手杀人。它的故事很简单,同时也是很复杂的。故事一分钟就能讲完:秋菊去银行办事,遇到一桩吵架纠纷,有一个顾客,是个中年妇女,她要求立刻提取六百万现金。银行职员告诉她这不可能,因为按照规定,大笔取款必须提前预约。事先不打招呼,突然取款六百万,怎么可能呢?双方就争吵起来,那个中年妇女就丢下一句话说:“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取钱,就会倒霉的”。中年妇女走了以后,银行职员职员果然受到了一系列的打击报复,一步步地开始,从扣奖金,领导找谈话,然后是停职,然后是开除,不断受打击报复,最后成了精神病人,送进了精神病院。秋菊为什么会搅进去呢?因为秋菊是当事人,是他们双方吵架的唯一见证人。因此,秋菊回家以后,被不断地叫去作证。秋菊一次又一次证明,这场争吵那个银行职员,但是没有用的。秋菊感到很奇怪,事情的真相责任并不在银行职员,为什么要处分她呢?她就开始试着用自己的影响,来为那位被冤屈的银行职员“讨个说法”。大家知道,秋菊是个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物,打过官司,当过全国人大代表,非常有影响,她就找一个认识的当地最高官员,官员始终找不到,这个官员去党校学习去了。在此过程中,这件事情越闹大,秋菊忍不住就挺身而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替那个银行职员写信告到上面去,帮这个银行职员辩护。事情的结局既出人意外又令人震惊,因为,秋菊寻找帮助的这个当地最高领导人的老婆,就是那个取款的中年妇女。由于秋菊介入的原因,使这桩争吵纠纷牵扯出来一桩惊天贪污大案,当地最高官员夫妇俩最终被抓起来了,然后被判处死刑。从最终结果看,这对贪官夫妇死在秋菊之后,是被秋菊杀死的,所以叫《秋菊杀人》。其实秋菊是无意的,一切都在无意之中发生的。这部作品也有真实生活的背景。有次我应邀为纪检部门写一部内部教育电视片,内容是写一个贪员落马的过程。主角是胡长清、成克杰这类贪官,这类电视片一般不公开播映,都是给省级干部内部观看的。我写电视片时接触到一个贪官,是一个地级市的市长。这个市长出事落马非常偶然:他和一个中外合资的企业家一道去国外出访,出国后在这个企业报销了3000块钱.就我们国家现实而言,不要讲是一个市长,哪怕是一个县长、区长、镇长,出国访问在企业报销不要说3000元钱,哪怕是30000元钱,也是常见的,这是个正常现象。但是,这个企业是中外合资企业,它破产了,破产以后啊,作为外资的美方审查账目的时候,发现当地官员在企业报销了3000元钱,在西方社会环境下,这是严重违反法律的事情。他就告状,但是没有用,但是外资方的人很有办法,很有背景,我们国家有个重要的领导人,我就不讲名字了,是个非常厉害的领导人,去美国访问,正好在接见的人中有这个美国投资者。这位美国老板就递交了一封信,表示强烈抗议,指责你们中国的投资环境是非常有问题。信中说:“你一个地方官员,为什么在我企业报销3000块钱呢?按照西方法律,这种行为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这个领导人看到了这封抗议信,觉得事情虽小,影响十分恶劣,立刻批示让下面查处。批件下发到省里来,省里觉得不过涉及3000元报销款,事情并不大,但是既然中央领导人有了批示,当然要处理。省有关部门就通知这个市长,省纪委要找他谈话。涉案的这个市长不知道自己出了甚么事情,非常害怕,他就给老婆打了个电话。这位市长的老婆当年是58岁,是更年期啊,她也非常害怕,有点惊慌失措了。她当时就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举动,就是拿了家里几千万的存款单中,取了一张六百万的存款单,跑到这个银行去,要求立刻兑现。真不知道她是想带着这笔钱逃走呢,还是被吓得晕头转向了。由于这位市长夫人事先没打招呼,没有提前预约,按照银行规章制度,是不能取这么大一笔钱的。当班的银行职员当然表示拒绝。可是,这位市长夫人当官太太很久了,架子特别大,她就拍起了桌子,训斥这个银行职员。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市长夫人开始威胁要报复这个银行职员。这个银行职员恼羞成怒,一不做二不休,就打110报警。事情一下子捅大了,一个市长家里怎么会有六百万存款呢,至少是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就这样,这位市长真的出大事了。这个案件的最初涉及的是3000元报销款,因为中央领导人有批示,省里准备找这位市长谈一次话,批评教育一下,按中国实际情况,属于违纪不违法。但是经过他老婆这么一折腾,出大事了,首先是六百万存款,构成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决定对其予以正式“双规”,再抄家,一下子抄出了几千万的家产。最后,这个贪员市长被判了死刑,市长夫人被判了死缓。所以我以此为背景,写了《秋菊杀人》。这部书的构架很好看,即将在上海《小说界》发表。下面我还要出一部长篇小说《秋菊传奇》,年底即将出版,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看。

  今天我跟大家交流沟通的就这么多,耽误大家时间了,谢谢。

  主持人:陈源斌先生给我们做了精彩的演讲,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我们这样,让讲课讲累的陈源斌先生休息两分钟,谁有问题需要向陈老师提问的,我们可以写成条子直接递到陈老师那里也可以,递到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在大家写条子之前呢,我们共同来回顾和分享一下陈源斌先生所做的演讲,我觉得呢,第一是我们怎么看待演讲的问题,我们在来的路上我和陈源斌先生沟通,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主要的学习途径是听讲座。陈先生说他也是这样,他是在北京大学,听讲座的机会会更多,所以说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样看待论坛?怎么样看待讲座?我希望将来我们的学子能有更多的机会听到更多精彩的讲座。下面有几点是给我们热爱和不热爱文学的同学的。给热爱文学的同学讲两点,一点是我们知道所谓文学的评论与研究,主要是两块,一块是作家研究一块是作品研究,今天陈源斌先生给我们所做的演讲使我们对《秋菊打官司》以及作者,从作品的角度和作者的角度,我们都更深入的了解了这个作者和这个作品。第二点呢,不管我们是不是热爱文学,但是我们都会写作,那么写作呢,我觉得这里面有两点,第一点,我觉得写文章要有个梗概,我们今天听演讲了,要知道怎么样去写梗概,那么陈先生给我们说《秋菊打官司》实际上就是一句话,按照他的讲法就是有四个字“农妇告状”。后来他又做了补充,从县里告到市上,从市上告到省上,最后打赢了这个官司。那我们就知道这样一个故事的梗概是怎么样写的。那么大一部小说那么长一部电影,其实是可以用这么几个字概括出来,那么我在陕西电视剧审查小组审查电视剧十年了,但是呢,经常会碰到很多问题,非常好的编剧写不了梗概,因为他的叙述体系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从陈先生演讲中学会了怎么样去写梗概,包括了他给我们讲的《秋菊杀人》怎么样从一个存折的角度用很短的几句话把这个故事给我们叙述完毕。这是两点,是给热爱文学的朋友的。那还有两点是给非热爱文学的朋友的,第一点就是怎么样面对失败。陈先生讲了当他回到家了,他的家被烧毁了,他第二天就开始了写作,人家都认为是陈先生疯了,但是我们想一想,著名的美国成功学家马尔登先生,他的37万字的手稿在一次大火中烧成灰烬,也是三天之后开始了新的写作。我们也知道美国著名总统,他是在失败36次后第37次尝试后才获得了成功。所以陈先生给我们非热爱文学的朋友的启示是我们如何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失败。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想取得成功,首先就要有社会责任感,正是因为陈先生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对于社会现象的关注才使他写出了有名的《秋菊打官司》,同时我们也想去著名的浪漫主义家雨果有两句话:“作家的一只手是在破坏另一只手是在建设”,那么我来看看陈先生给我们的案例,作家有两只眼,一只眼关注事实,一只眼关注细节,从一个存折上看到故事背后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各位同学。因为我是从事新闻,是华商报的主编,从我作为一个传媒人的角度来讲,我为陈先生做个广告,陈先生是作家画院的院长,那我们知道,如果现在陈先生遇到当年那样的被烧毁手稿的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像当年那样,他现在任何一幅作品都在万元以上,这使我们想到贾平凹讲过的一句话:“写字比写书更容易挣钱。”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各位同学。在此我希望大家再给陈先生一次热烈的掌声。第二次还要有一次掌声,是给“秋菊她爸”。下面有哪位同学有提问,那问题交到陈先生手中。

  陈:随便甚么提问都可以,我答得出来就答,答不出来我就老老实实说答不出来。现在,我这里收到了一堆纸条,我依次来回答里面所提的问题。

  第一张纸条的问题提的比较大,他说:“陈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西方的狼文化和东方的儒家文化有冲突吗。我们应该听取那种?”

  这个我来回答,西方的狼文化和东方的儒家文化肯定有冲突,任何两种文化都是有冲突的,要想完全没有冲突,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听取那种?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其实读书也是这样。有的很坏的书我们去读,有些很好的书我们也去读,就是当时主流社会肯定的书我们也读,被主流社会否定的书我们也读。然后就吸收,自己学习有利的营养,所以你仅仅学习儒家的文化不对,仅仅学习狼文化也不对。我觉得你应该奉行“拿来主义”。怎么样对自己合适就怎么样用。

  下面回答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对我可能真是一个问题。“请问陈老师,秋菊与当代社会主要讲的内容是什么?”这说明我刚才讲的可能效果不太好,这位同学没有听明白。其实我个人认为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就是秋菊与当代社会现实。双方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可能我表述得不太清楚,也可能这个同学走神了,或者我讲话口音比较重,不大听得懂,我觉得对我以后要注意,练好普通话,或者把我演讲的水平提高一些。这是对我的批评。

  下面是第三个问题:“在《秋菊打官司》后的几个续篇,都以秋菊为标题,是否需要换个人物,再写其他题材的作品呢? ”这个问题提的好,为什么呢?我今天讲的是秋菊专题,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写的题材其实是很多的。我今天可能没有说清楚,就是今天专题讲秋菊,是我整体作品当中的一个细部,其他题材的作品我就不说了。我今年也有其它题材的小说作品,比如中篇小说《拷打春天》,发表在《中国作家》今年第二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也作了转载,出现了一些肯定性的评论,在文坛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部小说与“秋菊”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说,除了“秋菊”系列以外,我还写过很多其它题材的作品 。

  下面是第四个问题,纸条上写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有很多腐败现象,你可不可以谈谈你的看法?”其实中国腐败的现象,这个问题太大了,我想我已经用《秋菊杀人》回答了这个问题,《小说界》今年第五期出来以来,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读这部作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的问题是:“你的作品影响了当代,但你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现状,仍有许多的贪官,我记得一个面对面节目组采访一个农民,他从乡上上访,一直上访到中央,也没有结果。你怎么看此事?”作家的作品应该能够改变现实,但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部作品应该能够对社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你可以想一想,当年我写《万家诉讼》的时候,在当时的社会现状下,实际生活中,谁敢把公安局长告到法庭上去?现在的社会现状已经发生了改变:县长、公安局长被告上法庭,是经常发生的事。从新闻媒体里我们知道,最近还把国家环保总局的局长都告上了法庭。中国有个传统,民不告官啊。在中国古代,老百姓告官,不管有理无理,先打五十大板,打的死去活来,然后才审理告官的案件。中国已经向前走了,不要着急,慢慢来,中国的法制现状会以渐进的方式改变的。

  下面的提问是: “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选用《万家诉讼》这个书名的?”很简单,当时失火了,没办法,为了自救嘛。我想除了写小说,我也没有其它出路了,要写一部更好的小说,不但内容要出奇制胜,题目也一定要吸引人,结果就用《万家诉讼》,这个标题比较响亮。如果不用《万家诉讼》,张艺谋当初在重庆街头邮局购买杂志时,也许不会注意到这部作品。当时的情况是,他看到小说标题,感到有点奇怪,《万家诉讼》,怎么回事啊。他一下就吸引住了。如果不是这个名字,也许吸引不了张艺谋,也就没有《秋菊打官司》了。

  接着的提问是:“你对恋人有什么看法?”这个问题好像不是我这个年龄所说的,这个问题很大,就不展开了,我只说一句话:我这次到西安来参加这个论坛,带的是原配夫人。

  下面的提问是:“陈老师你好,秋菊一系列作品都与我国法律有关,请问你觉得我当代的建设与当代法律相适应吗?与希望的法制社会还有多少距离?”我的回答是,距离很大,很不适应,但是它在慢慢变化,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很敏感,我当过市委副书记,我认为应该讲真话。

  接下来的提问是:“反革命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罪有什么联系?仅仅是更改一下名字吗?” 有一点联系,但应该不是更改一下名字。在“反革命罪”存在的时期,如果讲错了一句话,或者生活中做了某件事,比如,农村老百姓喜欢将缝衣针插在图片上,随手一插,可是如果插到毛主席画像上,那就构成了“现行反革命罪”。现在,如果发生这样的事,至少不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文革时期,我们写文章,“毛主席”三个字必须连起来写,分开来,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现在肯定不是这样,比如,你的文章中写到“胡锦涛”三个字,“胡”字写在一边,在另一页写“锦涛”两个字,当然不会构成犯罪的。这些细节都说明,我们社会的法制环境已经在变化了。

    下面的提问是:“陈先生你好,接下来会不会写一部《秋菊开公司》类似的作品?当今社会下海是条出路,但是现实社会中的出路也很多。”我的回答是:有可能。我顺便讲一下看法,你们民办大学,思源学院,实际上是个了不起的学校,我看到为你们高兴,这么多的校舍,这么大的场地。我跟你们讲,民营这个名眼,在一定条件下,到了一定时期,完全有可能超过公办。实际上国内某些领域的民营早就已经超过公办了。我在安徽工作的时候,一个学生上学,上中学,上高中,开始啊,都上公办学校,不愿上民办。但是浙江的情况完全改变了,你要上民办,你要花很大的一笔钱,民营各方面条件都超过了公办,他的设备,他的条件,他的师资力量,远远超过公办,在浙江的民办中学远远超过公办中学,初中高中,远远高于公办的,连领导写条子都很难进去,你要考很高很高的分。所以说,从某种角度看,民营是代表着一个方向。我觉得思源学院也是这样。我相信并且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五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你们会为自己曾经在思源学院读过书而自豪。

    接下来的问题是:“陈老师你好,许多问题现在被人们所忽视,正如我们这一个民办学校,你怎么看待中国的民办学校发展呢?”这个问题,我刚刚作了回答,不再重复了。

    下面的提问是:“陈先生你好,你的秋菊我久望其盛名,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看到,今天也是慕名来听你的讲座,请你简单说一下秋菊打官司的起因和经过,好吗?谢谢”。  我想,这个提问对我也是批评,因为我今天讲的就是这个话题,可能我讲得不是非常清楚,或者提问者没有听懂,因为今天是周末,我不想占用大家很多的时间,就简略不说了。

    下面的提问是:“陈老师你好,我冒昧的问你一个问题,我知道您是非常热爱文学的,从你在演讲中了解到,您曾经步入过政界,你是因为组织的调动,分配还是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 或者是你还是一个领导人物?” 我确实当过市委副书记,算是一个官员。不过,其实我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我们说,人人最向往的是自由,而一个人的真正自由,心灵自由是最重要的。国外媒体现在有个评价,认为在中国当官是一种最高风险的职业,是一个最危险的岗位。在当下的现实社会中,当官确实最容易出事。我见到过很多高官,包括曾经是我的同事,被抓起来,全家抓起来,被枪毙,被判刑,应该说,从某种角度看,当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当然,这不是我离开政界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我是一名作家,我爱好文学,我觉得当一个作家最好。我如果当一个官员,那么今天就来不了思源学院。当一个作家,在王院长的引导之下到了这里来,认识很多新朋友,我想是个机会。

  下面的这张纸条上有三个字没有写清楚,我接着念下面的内容:“陈老师,……关于城市中,随处可以看到农民的身影,他们的法律意识和金钱意识在城里人的眼里,怎么才能在社会中有一席之地?”我刚才说过,社会的变革存在一个过程。不要认为农民的身影处在都市的角落,属于社会的非主流,属于弱势群体。我认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农民也会有一席之地,这一天总会到来的,因为城里人也是从乡下来的,乡下人也会成为城里人,有句话叫做五十年风水轮流转,转来转去的。可能你现在是城里人,搞不好几百年前就是乡下人,说不定过了一定岁月,城里人再度变成了乡下人。

  接着的提问是:“陈先生你好,‘太阳好起来了’是词语搭配的创新,但是词语次序讲究词语搭配要恰当,请问如何做好词语搭配?在创新中不至于搭配不当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前几天在浙江的一个大学,和大学生一道讨论网络文学的话题。经常和大学生对话,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去年我应邀到重庆参加“中国著名作家看重庆”活动,期间有过一次跟大学生对话,大学生提的问题有时候非常尖锐的。我们去了好几个作家,包括蒋子龙等人,还有我的同学、《天下无贼》的作者赵本夫。大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如果打个比喻,有时候真点像烫手的山芋,扔给你。非常尖锐,非常难回答,当然,我们只要真诚对待就行,不用担心的。今年5月份我在浙江的一个大学,与大学生对话,大学生提到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受启发,长了见识。有位大学生提到病句的问题,对“病句”的概念提出质疑,要求在场的作家作出回答。我的答复是,从某种角度看,病句是对现存语言秩序的挑战。现在流行的语法到底是什么回事呢?白话文的语法实际是从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当中来的,以前没有,中国古代没有白话文,现代的白话文其实是从鲁迅啊,冰心啊,巴金啊,茅盾啊这些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当中来的。当中也插入了西方的东西。我举了个关于病句的例子,毛泽东作为一个领袖人物,他讲过一句话:“我军所到之处,受到了热烈欢迎。”如果严格对照现行语法,这句话没有主语,所以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人发表长篇文章,来讨论这句话的语法问题。有的人认为它是病句,有的人认为它不是病句,为什么认为不是病句,他是领袖,是领袖讲的,别人讲就错了,他讲他就对了。实际这句话后来被当做了一个标准例子。由此来看,创新这个东西在语言中极为重要。比如,我的小说《万家诉讼》中‘太阳好起来了’这句话算不算病句,但读起来,感觉很好,这就是成功了。你如果老是讲“太阳升起来了”,就给人一种陈旧之感。文章要写得好,一定要创新。

  下面的提问是:“陈老师你好,你对你所从事的这个作家职业,有何感想和体会?你对想成为作家的后进青年有何提示和指导?”好,你说感悟和体验,因为我人到中年,写了这么多年了,其实一般情况下,我不会脱离作家这个职业,肯定继续写下去。当然了,能不能写出好作品,还要根据实际情况。不过,写好写坏,我会尽力。我不能保证我每部作品都非常好,但会尽力的。我觉得作家的心灵是自由的,比当官的要好。至于下一个问题,即‘你对想成为作家的后进青年有何提示和指导’?坦率地说,我认为作家需要天分,需要刻苦,光刻苦没有天分是没有用的。我见过很多人,非常刻苦,比我刻苦多了,然而没有用,他没有天分。作家需要天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当作家。不过,当作家的人也不比别人聪明多少,但是他必须具备当作家的才能。因此,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想当作家的话,你必须要掂量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当作家的天分。主要是看实际效果,如果你的作品成功的话,你就当;如果你的作品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而且感觉到自己力不从心的时候,就不一定非得在当作家这棵树吊死不可。可以试着做其他事情,比如,画画也可以,当书法家也可以,或者是教书什么的都可以的。这里只是个比喻,如果没有当作家的天分,可以选择做作家以外的任何事情。

  下面一个问题:“陈老师,在《秋菊打官司》当中,为什么会选张艺谋来当导演?是否因为张艺谋拍过《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因为张艺谋当时小有名气,让他来拍是否能够提高您在文学界的名气与地位?”其实很简单,当时张艺谋拍了几部成功的电影。而当时许多拙劣的导演把作家的好作品改编坏了,糟踏了。举个例子:我有个鲁迅文学院的同学,他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燕儿窝之夜》,得了全国文学奖。后来拍成了电视剧,上下两集。我们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读书期间,有一天电视台播映这部作品,这个同学很兴奋,通知大家晚上看。当天晚上,我们班所有的同学都坐在教室里收看电视,看了不到20分钟,所有的人都跑光了,真是拍得比较差,大家看不下去,都走了,只剩下他本人,还有我留下来陪着他。我也看不下去,真是很痛苦的看到结束。从此以后,我们就发誓,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小说随便给别人改编。那是一种痛苦,那是一种糟蹋。我这么一说,大家应该明白,由张艺谋来导演自己的作品,并不仅仅是提高自己在文学界的名气。实际上,作家的名气不是自我可以提高的,你要是有好作品,马上就有名气了。文坛其实是最公平的,谁有作品谁就是作家,谁有好作品,谁就是著名作家。包括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同学。如果你们明天发表一部震动世界的作品,震动全国的作品,你马上会变得名满天下,一日成名。当然,文坛也有人为的炒作,但是那个都是附加的,不是主流。

  接着的一个问题是:“《秋菊打官司》第三部《秋菊杀人》与前两部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能够谈谈秋菊在故事中代表的和当代的人民法律意识有什么很大的关联?”这个问题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一部作品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所能说清楚的。一部作品往往展现的是社会当中一个日常的世界,包括它也关注了当下的问题,但是这部小说跟以前秋菊系列作品是有点不一样的,它有很强的故事性,很普通,很好懂,你可能看了开头就放不下来,里面的人物命运老是钓住你的胃口,一口气看到底。当它有谜底,就是到最后秋菊如何杀人。读到最后,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哦,原来是这样的。因为,小说标题是《秋菊杀人》,秋菊怎么杀人呢,觉得很奇怪,但是读到最后,才明白秋菊真正杀人了。当然,她并没有亲自动手去杀人,但是,实际上由于她的存在,由于她对一桩争吵纠纷的介入,最终结果有人因她而杀,也就是说,她杀了人。就是这么回事,我想呢,要简单的讲就那么简单。
好了,今天耽误大家不少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谢谢大家,我讲话比较坦率,比较直爽,如果有说得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谅解,谢谢。

  主持人:再鼓掌一遍。好,接下来,我们的论坛结束之前,还有一个压轴戏,我要请出我们思源学院的耿院长最后为我们做出精彩的讲话。

  耿院长:首先我代表我们思源学院的领导,全体的师生员工,表示对陈源斌老师的报告深感谢意,陈老师不愧为当代的名流的作家,他的报告,语言是简洁,幽默,生动,活泼,使我们大家受益匪浅,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对秋菊的爸爸表示谢意。

  陈:谢谢,谢谢。

  主持人:我们欢迎陈老师坐到他这个位置上来,接下来我们的讲坛就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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