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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是怎样“炼”成的——以《人生》创作中编辑与作者的书信互动为视角

摘要:《人生》是路遥三起炉灶、三易其稿、反复“折腾”三年才创作完成的优秀中篇小说。在第三次创作的过程中,路遥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王维玲之间进行了密集的书信交流,王维玲直接促进了《人生》的创作,并深度指导了作品故事的细化与主题深化,与作者共同完成了小说的最终命名。以《人生》创作中编辑与作者的书信互动为视角,可以看出路遥在创作《人生》这部经典小说时的逐步成长,以及编辑的审美感知与文学经验在其中的影响,反映出新时期编辑通过前期介入与批评的方式影响作家创作的独特文学现象。

关键词:路遥 《人生》 书信互动 编辑介入

路遥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20世纪80年代初期,多数作家还停留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写作之时,年轻的路遥却已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了变革中的现实生活。他的中篇小说《人生》就以自己亲兄弟的人生际遇为圆心,生发出对全中国农村有志有为青年群体的关注,书写“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人的命运。这部作品也是新时期以来较早回归现实、探索“对人的重新发现”的小说之一。因其在思考上的前瞻性与深邃性、表现生活的深度与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上,均超越了同时期的许多作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生》首刊于《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于1983年荣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次获奖,才真正确立了路遥在我国新时期文坛的地位。

这些年来,随着路遥史料的进一步披露,我们发现这部小说在创作时曾有过与编辑的密集书信互动。路遥在与编辑的书信联络下修改与赴京改稿,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创作。换言之,编辑在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曾有过深度介入,通过编辑对路遥施加过具体的创作影响。

苏联研究屠格涅夫作品及书信的专家米·巴·阿列克谢耶夫曾言:“作家的书信,对于研究书信作者的个性和创作,研究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们周围与之有直接交往的人们,都是具有巨大而多方面意义的重要文献资料。但是,作家的书信又不仅只是历史的见证;它不同于任何别的日常生活的文字资料、文书档案,乃至其他信函文件;它直接近似于文艺作品……”书信无拘无束,真实自然,具有真实性与自由性的特点,它鲜活地保留了书信作者的情感与思想,书信研究也成为作家研究的重要视角。国内的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人生》创作期间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对路遥的创作影响,均未从书信的角度深入论述这一特殊现象。

本文试图以《人生》创作期间编辑与作者的密集书信互动为例,梳理中国青年出版社优秀编辑王维玲及其编辑团队独特的提前介入与批评方式,分析《人生》这部经典小说是怎样“炼”成的。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前后用三年时间、进行了三易其稿式的创作。他早在1979年就开始《人生》第一稿的创作了,据路遥的朋友、陕西师范大学刘路教授回忆,那时这部作品的名字还叫《高加林的故事》。路遥后来在《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中披露过《人生》创作的情形:“我写《人生》反复折腾了三年——这作品是1981年写成的,但我1979年就动笔了。我紧张地进入了创作过程,但写成后,我把它撕了,因为,我很不满意,尽管当时也可能发表。我甚至把它从我的记忆中抹掉,再也不愿想它。1980年我又试着又写了一次,但觉得还不行,好多人物关系没有交织起来。”路遥这样几次尝试,说明《人生》这部小说的“瓜”还没有真正成熟。

路遥第三次创作《人生》的直接动机,是完成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王维玲的约稿。路遥与王维玲的友谊始于1981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颁奖会,路遥在会上结识了时任评委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维玲。王维玲不仅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小说季刊》主编,也曾是柳青《创业史》的责任编辑,因其长期分工负责陕西方面的工作,所以他对陕西作家格外地关注,有种来自地域上的亲缘性。在王维玲后来的回忆中,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给他在评审过程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然还有不少稚嫩之处,但不乏是一部既有特色又有水平的作品。王维玲早在见到路遥之前就对他的作品有一定的印象,而在颁奖会上认真倾听的路遥再次引起了王维玲的注意。在会上的第一次见面,王维玲就把路遥约到休息厅,两个人一见如故,进行了长时间推心置腹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路遥提及自己对“城乡交叉地带”的一些思考,以及正在构思与之相关的中篇小说。作为资深编辑的王维玲,凭着多年来职业的敏感度,非常看好路遥的创作,觉得这种构思很不一般,他热情鼓励路遥排除一切杂念下功夫去写。王维玲以马拉松作比文学创作,他曾对路遥说,对于一个献身文学事业的人来说,如同参加一场马拉松竞赛,不是看谁起跑得快,而是看谁的后劲足。在这场意气相投的谈话后,王维玲果断代表中国青年出版社向路遥约稿。面对知名编辑的约稿,而且又是《创业史》的责任编辑,态度又如此的坚决,路遥深受感动,一口应允。

路遥在1981年的夏天来到陕北甘泉县,发起《人生》创作的最后百米冲刺。他后来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这样讲述《人生》的创作情景:“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二十八岁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为此,我准备了近两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寻‘无常’。县委指示,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后来听说的)……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

路遥朋友白描的回忆文章,也可以与路遥的自述形成印证。他回忆道:“1981年夏,你在甘泉招待所写作《人生》时,我在延安大学妻子那里度假。一天专程去看望你,只见小屋子里烟雾弥漫,房门后铁簸箕里盛满了烟头,桌子上扔着硬馒头,还有几根麻花,几块酥饼。你头发蓬乱,眼角粘红,夜以继日的写作以使你手臂痛得难以抬起。你说你是憋着劲儿来写这部作品的,说话时牙关咬紧像要和自己,也像要和别人来拼命。13万字的《人生》,你20多天就完稿。”

路遥在延安甘泉县招待所潜心21天创作的稿件,名叫《生活的乐章》,还只是个初稿。当然,小说从《生活的乐章》到再以《人生》名字的发表,还有一个精打细磨与修改的过程。

现有的史料证明,路遥在《人生》初稿完成后的1981年9月,就给王维玲写了一封信,专门谈自己的创作情况。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和关怀,我甚至有点不安,觉得愧对您一片好心。以前的短篇,我自己都不很满意,因此不敢给您寄来,不过,在所有的约稿中,我对您的约稿看得最重,已经使我有点恐惧,我生怕不能使您满意,因此,每写出一篇,犹豫半天,还是不敢寄来。

我现在给您谈谈我的中篇,这个中篇是您在北京给我谈后,促我写的,初稿已完,约十三万字,主题、人物都很复杂,我搞得很苦,很吃力,大概还得一个月才能脱稿,我想写完后,直接寄您给我看看,这并不是要您给我发表,只是想让您给我启示和判断,当然,这样的作品若能和读者见面,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我们探讨的东西并不一定会使一些同志接受。我写得是青年题材。我先给您打个招呼,等稿完后,我就直接寄给您。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路遥完成初稿后对作品的分量还是拿捏不准,不敢轻易拿出手,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给王维玲写信。

王维玲接到路遥的信后写信给路遥,鼓励路遥寄去稿件。这样,路遥才顺理成章地给王维玲寄去《生活的乐章》初稿。1981年10月,路遥给王维玲寄去初稿,并附一封短信:

您的信鼓舞和促进了我的工作进度。现在我把这部稿子寄上,请您过目。

这部作品我思考了两年,去年我想写,但准备不成熟,拖到今年才算写完了……我自己想在这个不大的作品里,努力试图展示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生活图景,人物也都具有复杂性。我感到,在艺术作品里,生活既不应该虚假地美化;也不应该不负责任地丑化。生活的面貌是复杂的,应该通过揭示主要的矛盾和冲突,真实正确和积极地反映它的面貌,这样的作品才可能是有力量的。生活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是一个平面;它是一个多棱角的“立锥体”,有光面的,也有投影,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相互的折射。

问题还在于写什么,关键是怎么写,作家本身的立场——可以写“破碎”的灵魂,但作家的灵魂不能破碎。

已经谈的太多了,也不一定正确,只是自己的一些认识,不对处,请您批评。至于这部作品本身,您会判断的。我等着您的意见。

王维玲收到书稿后,以激动的心情很快就阅读完小说的初稿,随后他又邀请了编辑室的两位同事许岱与南云瑞一起阅读。读完小说后,他们对这部小说初稿的内容、结构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一次讨论。从编辑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的初稿显然已经比较成熟,但是个别地方的处理还需要调整一下,并且小说结尾的部分比较薄弱,不是很理想,对每个人物命运的走向还没有把握得很充分。如果可以对小说的全稿作一次充实调整、修饰润色,对结尾的思考可以更上一层的话,这部小说定会是一部喜人之作。

于是,王维玲在1981年11月11日执笔给路遥写了一封回信。有意思的是,王维玲给路遥写的许多信都没有留底稿,但唯独这封信留下了底稿。这封书信,可以作为编辑深度介入《人生》创作的重要史料。

路遥同志:

近来好!

我和编辑室的同志怀着极大兴趣,一口气把你的中篇读完了。你文字好,十分流畅,又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让我们一读起来就放不下。虽然我生活在城市,对今天的农村生活变化不很了解,但读你的作品时,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就像全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一样,让我关心事件的发展,关心人物的命运,为你笔下人物的遭遇和命运,一时兴奋,一时赞叹,一时惋惜,一时愤懑,我的心,我的情,完全被你左右了。读完你的作品,让我对你的创作更加注目和关心,对你的文学才能更加充满信心。我相信,你今后一定还能写出更为喜人的,同时也是惊人的作品,我期望着,等待着!

《生活的乐章》(即《人生》——笔者注)出版以后,会在文学界和青年读者中引起重视和反响。就我们看到的近似你这样题材的作品,还没有一部能到这样的艺术水准。为使你的作品更加完美,我们讨论了一下,有几点想法提供给你参考。

一,小说现在的结尾,不理想,应回到作品的主题上去。加林、巧珍、巧玲等不同的人物都应对自己的经历与遭遇,行动与结果,挫折与命运,追求与现实作一次理智的回顾与反省,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总结过去,总结自己,总结旁人走过的道路,给人以较深刻的启示和感受,让人读后思之不尽,联想翩翩。

现在的结尾较肤浅,加林一进村,巧玲就把民办教师的职位让给他,并且对他表现出不一般的感情,给人的感觉,好像这一切都是巧珍的安排,让自己的妹妹填补感情上的遗憾。巧珍会这么做吗?!读过后感到很不自然。加林……最后的反省和悔恨都还应在往上推一推。现实生活给予他这么重的惩罚,他应有所觉醒,有所认识,现在稿子发掘还不深,弱而无力。而缠绵的感情又显得多余,读者读到最后,想到的是加林和巧珍如何对自己、对生活作出评价,而不是其他!

二,关于巧珍。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物,应该贯彻始终。桥头断交,她显得比加林更真实更感人,描写人物就是要在这些地方下功夫,显示人物的高尚和光彩。在她回村后,可以写她感情上的痛苦,但不应过多、过重,现在把她写得不能自拔,过了。她是个感情无比丰富的女性,同时又是一个理智的女性,两个方面都应显示出这个人物的光彩,现在对她的理智的一面展示不够,发掘不深,人物的血肉就显得不够丰满。她决定嫁给马栓,从不爱到爱,是她从理性的思索到感性的变化结果,要准确表现出人物的感情转变。巧珍和加林不同之处,她是一个爱情专一的青年,但同时她也是一个自尊自爱,又实际,又理智的青年,要在最后的篇幅里,将这两方面充实丰满起来。

三,关于马栓。对他的性格描写还不够统一,他出场时,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善于逢迎拍马,很会投机钻营,滑头滑脑的人,但在结尾和巧珍成亲时,又是一个朴朴实实,讲究实际,心地善良的青年农民形象。前后要统一,还是把他写得朴实可爱一点好。

四,关于加林,总的说来,写得很好,但有几个关键转折之处,还显得有些表面,发掘不深。他对巧珍是有感情的,为了与亚萍好,扔掉巧珍,他事前用尽心思,作了各种准备,没想到在大桥,仅三言两语,巧珍就明白了,那么轻易解决,这时他应感到意外,感到震惊,事后他应感到痛苦、感到不安!而且这种内疚的心情,应该越来越强烈,直到从省城回来,知道将要把他遣返回乡的冷酷现实不可改变,知道巧珍嫁给马栓,想到他与亚萍的关系不可能继续,他的失望悔恨,惋惜痛苦的心情应更强烈,他去找亚萍,告诉亚萍他心里真正爱的还是巧珍,这应是他不断反省,发自内心的话!这才符合人物当时处境,才能造成悲剧气氛。现在的稿子无论气氛,还是环境,无论加林,还是他周围的人物,写得都不够充分,不够强烈。

小说中,围绕加林和巧珍,加林和亚萍的爱情描写上,有重复的地方,也有刺眼的东西。还是含蓄一些更好,可适当作些修改。

五,德顺爷爷写得实在可爱,但他与加林的父亲到县里找加林说理,为巧珍抱不平等描写又过于简单,分量不够,应再深一点、重一点才好。

以上意见提供给你参考,想好后,修改起来也很便利。总的来说,不伤筋、不动骨,也没大工程,只是加强加深,加浓加细,弥补一些漏洞,使人物的发展更加顺理成章,合理可信。

关于下一步有两种考虑:一是你到我社来改,有一个星期时间足够了。二是先把稿子给刊物上发表,广泛听听意见之后再动手修改,之后再出书。我个人倾向第一种方案。现在情况你也知道,常常围绕作品中个别人物,个别情节,争论不休,使整个作品在社会上的影响受到伤害。我想,发表的作品和出书的作品都应该尽可能地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才好。不知我的这些想法,你以为如何?

祝好!

王维玲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我们在王维玲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这部名叫《生活的乐章》的中篇小说还不成熟:一是结尾转得很轻巧,在结尾处的高加林回村后,他一进村子,巧珍的妹妹巧玲就把民办教师的职位直接让给他,在情节的处理上有些突兀;二是巧珍在高加林回村后,她感情上的痛苦过多、过重,写得不能自拔;三是马栓的性格前后描写得还不够统一;四是德顺爷爷与加林的父亲到县里找加林说理,为巧珍打抱不平等描写过于简单,分量不够;五是高加林几个关键转折之处,还显得有些表面,发掘不深。

路遥在焦急与不安等待中,收到了来自王维玲非常诚恳的一封回信。这封回信里对路遥的小说初稿提出了很多中肯的修改意见,这让路遥非常感动。1981年11月,他很快再给王维玲写信:

非常高兴地收读了您的信,感谢您认真看了我的稿子,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同意您的安排。我想来出版社,在你们的具体指导下改这部稿子,因为我刚从这部作品中出来,大有“身在庐山”之感。我现在就开始思考你们的意见。您接我的信后,可尽快给丕祥和鸿钧写信。估计他们会让我来的。

这样,王维玲给路遥的直接上级、《延河》编辑部主编王丕祥与副主编贺鸿钧写了一封信,请他们批准路遥赴京改稿。这次赴京改稿直接促成了《人生》的定稿。

1981年12月,路遥赴京改稿。在赴京后的第二天,路遥就去找王维玲共同探讨自己对于小说的一些修改意见。20多年后,王维玲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事实上这个上午他谈的这些构想,几乎没有一条是原封不动地采纳我们的建议,但他谈的这些,又与我们的建议和想法那么吻合。听他讲时,我连连叫好;听完之后,我击掌叫绝。路遥的悟性极高,不但善解人意,而且能从别人的意见、建议之中抓住要点和本质,融会贯通,化为自己的血肉,融化到小说中去,他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一个艺术细胞十分活跃,天赋条件再好不过的人。我从事文学编辑几十年,最喜欢与路遥这样的作者合作,这种合作,随时能让我看到从作家身上爆发出来的创作性的火花;这样的创作性,让我激动,让我兴奋,让我痴迷,让我看到信心,看到希望,看到成功,对一个编辑来说,再没有比这高兴的事,这是一种难得的美的享受。”

路遥的作品修改得很理想,创造性地解决了王维玲在信中提出的所有问题,于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很快发排。我们今天看到《人生》的小说内容,就是路遥在这次赴京现场改稿后确定的。在定稿版的作品结尾中,加林要回村了,巧珍竭力阻止了姐姐巧英对加林的报复性侮辱;加林回到村口后,德顺老汉在富有魅力的深刻说教后,告诉加林巧珍已经跑到巧英公公高明楼那里求情,让加林再教书……此时的高加林更是羞愧难当、自责不已,他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故事在此高潮中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这样的结尾,应该是在王维玲团队指导下修改到位的。

《人生》在定稿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部小说最初的名字并非现在被大众所熟知的《人生》,而是叫《高加林的故事》,后又改为《生活的乐章》。可是,这个名字连路遥本人和王维玲都觉得不是很理想,它应该有一个更契合主题的名字,但路遥在一时之间又无法想出一个更好的名字。于是,路遥和王维玲约定以书信联系,继续探讨小说的后续事宜。而《人生》这部小说名字的由来也颇费周折。在1982年的新年,路遥仍然为要给这部小说起什么样的题目而大伤脑筋,他甚至打算让这部小说就叫《你得到了什么?》。路遥为此曾去专信给王维玲团队的陕西编辑南云瑞。1982年1月6日,南云瑞把这封信转给了王维玲,此信后由王维玲保存。

我突然想起一个题目,看能不能安在那部作品上,《你得到了什么?》或者不要问号。有点像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格式有点相似,但内涵不一样。这个题目一方面从内容上说,对书中的每个人都适用,因为大家都失去了一些东西,但都得到了一些东西,有些人得到了切身的利益,有些人得到的是精神上的收获;有些人得到的是教训,有些人得到的是惩罚。另外,也是向看完此书的读者提问。我觉得这题目也还别致。请您很快和老王商量一下,看能不能用,也许我考虑不周,这方面实在低能。

对于这部小说的名字问题,王维玲也一直很关心,他特别注意到小说的题记是选用柳青《创业史》中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那么几步,特别是当人还年轻的时候……”出于对路遥这部小说的深厚理解,他认为柳青的这段话可以为路遥的这篇小说下一个注脚。尤其是开头的“人生”两个字,既切题、明快,又好记,他认为小说可以直接取其中的“人生”二字为题,免得绕来绕去说不到主题上去。他的提议也得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室编辑们的一致认可。

王维玲以《人生》为小说的名字,再次写信给路遥,并征求他的意见。除此之外,他还期待路遥可以再加把劲儿,趁热打铁,继续进行《人生》下部的创作,这些建议都在他写给路遥的信里。

1982年1月31日,路遥的回信就寄到王维玲那里。路遥这样写道:

您的信已收读,想到自己进步微小,愧对您的关怀,深感内疚,这是一种真实的心情,一切都有待今后的努力,争取使自己的创作水平再能提高一点。

关于我的那部稿子的安排,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一切就按您的意见安排好了。你们对这部作品的重视,使我很高兴。作品的题目叫《人生》很好,感谢您想了好书名,这个名字有气魄,正合我意。至于下部作品,我争取能早一点进入,当然一切都会很艰难的,列夫·托尔斯泰说过:“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作品的最后”(大意),因此这部作品的下部如果写不好,将是很严重的,我一定慎重考虑,认真对待。一旦进入创作过程,我会随时和您通气,并取得您的指导。上半年看来不行,因为我要带班。

这几天我的小孩得肺炎住院,大年三十到现在感情非常痛苦,就先写这些,有什么事情您随时写信给我。

这样,中篇小说《人生》的题目才算是最终定下来了。由最初只是一个雏形的《高加林的故事》,再到《生活的乐章》,又到《你得到了什么?》后,最后落脚到了《人生》,才算一锤定音。可以看出,作者给小说起名字的过程,既是选择最概括的词语诠释小说的过程,也是不断深化小说丰富内涵的过程。至此,《人生》这篇小说的修改工作才算是完满结束。可以说 ,如果没有编辑对于作家创作期间的干预介入,没有编辑对小说的具体指导,《人生》是否会大获成功,还尚未可知。

中国青年出版社非常看好《人生》,认为它身上所具有的能量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关注与社会影响。为了扩大它的影响力,所以想在《人生》出书之前先找一家有影响的刊物,在其上若能作为重点稿件推出则更好。王维玲想到上海的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有了这个想法以后,他立即写信征求路遥的意见,并再次催促他尽快上手续写《人生》下部。

路遥1982年4月2日写了回信:

非常高兴地收读了您的信……我感到极大的愉快,也使我对所要进行的工作更具有信心,同时也增加了责任感;仅仅为了您的关怀和好意,我也应该把一切做得更好一些。对于我来说,各方面的素养很不够,面临许多困难需要克服,精神紧张,但又不敢操之过急。不断提高只能在不断的创作实践过程中才能实现,您的支持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关于《人生》的处理我很满意,您总是考虑得很周到,唯一不安的是我的作品不值得您这样操心,这绝不是自谦。为此,我很感激您……

王维玲征得路遥的同意后,便给《收获》编辑郭卓写信,向她推荐《人生》,并迅速把清样寄过去。这样,路遥三起炉灶、三易其稿、反复“折腾”了三年才创作完成的《人生》,很快就在《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头条位置刊发。小说的“后记”写有“1981年夏天初稿于陕北甘泉,同年秋天改于西安、咸阳,冬天再改于北京”,也印证了该小说在编辑指导下反复修改的过程。

《人生》发表后的1982年8月23日,路遥再次给王维玲写了一封长信,表达自己欣喜的心情。此信这样写道:

《人生》得以顺利和叫人满意的方式发表,全靠您的真诚和费心费力的工作造成的。现在这部小说得到注意和一些好评,我是首先要感谢您的。实际上,这部小说我终于能写完,最先正是您促进的。因为写作的人,尤其是大量耗费精力的作品,作者在动笔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自己劳动的结果的出路。因为我深感您是可靠的、信任我的,我才能既有信心,又心平气静地写完了初稿。现在的结果和我当时的一些想法完全一样。您总是那么真诚和热忱,对别人的劳动格外地关怀,尤其是对我,这些都成了一种压力,我意识到我只能更严肃地工作,往日时不时出现的随便态度现在不敢轻易出现了……

在路遥的这封长信中,他真切地表达了对王维玲的感激,如果没有编辑一步一步地激励与帮助,这部小说可能不会这样顺利地完成。路遥同时在这封信中阐明自己已不准备写作《人生》下部的理由,尤其是透露出他想要构思长篇小说的想法。不妨大胆的推测,正是因为王维玲与陕西作家特别的亲缘关系,才格外注意身为陕西作家的路遥,看到了路遥的才华,对路遥的创作进行不断鼓励和督促,才促成《平凡的世界》的最终降生,这样看来《人生》的出场也在为后来《平凡的世界》做铺垫。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11月推出了《人生》单行本。《人生》单行本出版后,王维玲已担任《青年文学》主编,他专门在《青年文学》1983年第1期上组织编发包括唐挚《漫谈〈人生〉中的高加林》、蒋荫安《高加林悲剧的启示》、小间《人生的一面镜子》等一组《人生》评论文章,再次向全国读者推荐《人生》。

王维玲在此之后仍与路遥有几次重要通信,讨论邀请路遥给《青年文学》写稿与创作《人生》下部的事情。因这些书信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故不再赘述。

《人生》创作期间编辑与作者的密集书信互动反映出如下几点:《人生》是作者长期积累后在特定机遇的总喷发;《人生》在创作过程中得到编辑的深度指导;编辑帮助作者完成了小说的最终命名。由此可见,一位独具慧眼的好编辑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也可以看出一位优秀作家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路遥遇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无疑相当幸运,倘若没有王维玲及其编辑团队的深度介入,直接催促并参与指导《人生》故事的细化与主题的深化工作,这部小说能否拥有深刻的主题与产生重要文学影响,尚不得而知。也由此可见,作为特殊读者的编辑,拥有文学把门人特殊权力的审阅,是把其审美感知与文学经验,通过审读影响到作家的创作中,共同承担了建构小说《人生》美学特色的工作。作为柳青《创业史》责任编辑的王维玲,他编辑《创业史》时形成的既定审美经验与文学判断,也就自然迁移到对《人生》创作的指导上了,这点从《人生》的修改与定稿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柳青是路遥的文学教父,路遥曾撰写过《柳青的遗产》《病危中的柳青》等随笔,表达对柳青的敬意。路遥与柳青在文化认同上具有相近性,在性格、心理上具有相似性,他认同柳青的创作观,心灵上也有着与柳青创作思想相似的敏感判断与接受机制。路遥曾坦言:“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也正因为如此,使得路遥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上,能够正视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既深入开掘了现实生活中富有诗意的生活,也尖锐地暴露出生活的丑恶与庸俗,强烈地传达出变革时期的农村青年人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中所面临的矛盾与痛苦心理。

当然,王维玲的这种深度介入型编辑指导,对于路遥来说不是第一次。早在创作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时,路遥就得到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大家秦兆阳先生的悉心指导。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称,“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

《人生》刊发与出版后,引起强烈的文学轰动,千千万万的读者被《人生》所打动。高加林和刘巧珍一时之间风靡全国。1983年3月中旬,《人生》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当时主持评审的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冯牧称:“现在青年作者,学柳青的不少,但真正学到一些东西的,还是路遥。”

事实上,《人生》创作期间编辑与作者的密集书信互动,已构成了我国新时期文学的一种特殊现象,也可以视为编辑提前介入的一种独特的批评方式。像路遥这样优秀的创作主体,就是在创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与《人生》的“规训”中一步步地走向成熟,并最终在六年后完成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新时期之初编辑深度介入的这种独特文学现象,也应当引起当代文学研究者更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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