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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文学馆 > 陈忠实与《白鹿原》    返回    点击次数:274
陈忠实:历史将永远铭记
2020年4月29日,是陈忠实先生逝世四周年的日子。每当春风又绿,苍山又翠,清水长流之时,我们又想起陈忠实,特此推出著名文学评论家、陈忠实的研究专家邢小利的文章,以及一组鲜为人知的照片,以此纪念著名长篇小说《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
  文:邢小利 图片来源《陈忠实画传》

西蒋村祖居老屋门前。
  陈忠实先生离开我们四年了。但是,先生的人格风范、文学风范,还长留人间,山高水长。先生及其作品,深具文学史的意义,人和文都堪称典范。
  如果要对陈忠实其人进行概括,那就是:“学为好人”,忠实于良心。“剥离”蝶变,为民族画魂。

1963年的陈忠实。
  如果要对《白鹿原》其文进行概括,那就是:《白鹿原》写旧时代的消亡,新时代的诞生,旧时代带着温情缓缓离场,新时代带着血泪大步走来,挽歌与赞歌合奏。挽歌中藏着深沉的感情,赞歌中含着深深的疑虑。画出民族的旧魂和新魂,不是为了歌颂,而是为了真实显现,述其历史,现其灵魂,现出各种各色的灵魂,让人睁了眼看,让今人去品评,让后世去思考。新时代和旧时代,旧灵魂和新灵魂,既有些许的肯定,也有讽刺和揶揄,更有深刻的批判。

1980年7月。太白县招待所。《延河》编辑部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前排左起:京夫,蒋金彦,邹志安,贾平凹。后排左起:路遥,徐岳,陈忠实,王蓬,王晓新。

  作为作家的陈忠实,在共和国的历史中,具有独特性,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他是一个时代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生活道路,他学习写作和创作的历程,都与共和国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新中国成立后,在种种政策和措施的支持下,共和国的大地上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了一大批“工农兵业余作者”和“工农兵作家”。陈忠实就是其中一员。他在文学上的起步和发展,从一个文学爱好者成为一个业余作者,再从一个业余作者成为一个专业作家,都得益于党和政府相关政策、措施的支持和扶持。因此说,陈忠实的生活道路特别是文学道路,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而陈忠实作为一个作家,可贵的一点,是他随着时代的进步和阅历的深入,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他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文化水平、价值观念、思想境界和艺术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性,自觉地调整自己观察生活、理解生活的思维方式,高度重视思想的力量和文学自身的规律,自觉地“剥离”非文学的种种束缚,自觉地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

2010年。学老腔艺人表演。

  陈忠实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他接受了新时代的很多新思想和新观念,但他在做人方面,愈到后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人格和精神,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愈为鲜明。陈忠实做人讲良心,认为读书首先是为修身。他曾说:“我主要忠实于我的良心。”讲良心,这是传统中国人做人的基本态度。《白鹿原》中朱先生对黑娃说过这样一段话:“读书原为修身,正己才能正人正世;不修身不正己而去正人正世者,无一不是欺名盗世;你把念过的书能用上十之一二,就是很了不得的人了。”朱先生在这里说的话,也可以看作是陈忠实对读书与做人关系的一个认识。《白鹿原》这部长篇小说有一个主题,就是讲“活人”。小说主人公白嘉轩面对大儿子白孝文要拆卖自家的门楼这个败家行为,有人在等着看他的笑话,有人在看他处何处理这事,这时,他对二儿子孝武说过一句话:“要想在咱原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白孝文堕落后钻到田小娥的窑里,白嘉轩雪夜发现后差点气死,白孝文跑到鹿三那里说:“三叔,我要走呀!你日后给他说一句话,就说我说了‘ 我不是人’……”鹿三说:“你说啥?”孝文说:“我做下丢脸事没脸活人了!”这里所说的“活人”,就是说“人”要“好活”,“活好”,才能“活”成一个“人”。怎样才能活成一个人?其实就是做人,也就是小说中朱先生反复强调的要“学为好人”。“学为好人”,忠实于“良心”,是陈忠实对如何做人的一个基本观点。

2010年,在白鹿原。

  作为一个作家,陈忠实特别强调作家的人格对创作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早年,有一家出版社要出我的一本散文集,为有销路,出版社让我请一位名人作序,我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请人作序,就请陈忠实给我写一个序。先生写好序后,于2002年10月20日又用毛笔写信给我,说:“我在这篇序文中,用较多文字探索了作家的人格操守话题,主要是您的随笔散文文本突显出这个在我看来也许是最致命的问题,较长时日里被轻视,甚至被冷漠了。

重温当年写《白鹿原》的感觉。
  由此涉及作家的人生姿态、人格、情怀、境界以及思想这些因素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对作家创作的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些观点,算一家之言,自是我近年间想的较多的一个问题。”他是借题发挥,谈的问题是作家的人格与创作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他五十岁之后特别是晚年深有感触也思考的特别多的一个问题,很能体现他的人生态度和他对创作的认识。他在题为《解读一种人生姿态》的序文中说:“在作家总体的人生姿态里,境界、情怀、人格三者是怎样一种相辅相成又互相制动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是情怀、境界奠基着作家的人格,还是人格决定着情怀和境界,恐怕很难条分缕析纲目排列。”“人格对于作家是至关重大的。人格肯定限定着境界和情怀。保持着心灵绿地的蓬蓬生机,保持着对纷繁生活世象敏锐的透视和审美,包括对大自然的景象即如乡间的一场雨水都会发出敏感和奇思。设想一个既想写作又要投机权力和物欲的作家,如若一次投机得手,似乎可以窃自得意,然而致命的损失同时也就发生了,必然是良心的毁丧,必然是人格的萎缩和软弱,必然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感受的迟钝和乏力,必然是心灵绿地的污秽而失去敏感。许多天才也只能徒唤奈何。”“人格对作家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关涉作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家必是思想家,这是不需辩证的常理。尤其是创作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作家,在实现新的突破完成新的创造时,促成或制约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思想的穿透力。这个话题近年间已被文坛重新发现,重新论说。

2013年,陈忠实在西安石油大学的工作室。杨小兵摄
  现在我要说的只是思想和人格的关系。作家穿透生活迷雾和历史烟云的思想力量的形成,有学识有生活体验有资料的掌握,然而还有一个无形的又是首要的因素,就是人格。强大的人格是作家独立思想形成的最具影响力的杠杆。这几乎也是不需辩证的一个常规性的话题。不可能指望一个丧失良心人格卑下投机政治的人,会对生活进行深沉的独立性的思考。自然不可能有独自的发现和独到的生命体验了,学识、素材乃至天赋的聪明都凑不上劲来,浪费了。”陈先生在这里论说的人格与创作的关系,极为透辟。

2010年,天津,与蒋子龙。

1980年。在家乡菜园和老农交谈。

2011年。在祖居老屋与乡党喝茶聊天。

  创作特别是现实主义创作固然是对生活的一种反映,但它是通过特定的创作主体来反映的,这样,创作主体的人格素质和精神境界就对特定的作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文学和艺术来说,人有多高,作品就有多高。陈忠实先生特别强调人格对于作品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的人格是创作的基础,认为人格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人思想的能力、思想的水平和思想的方向。因此可以说,陈忠实的人格精神对其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既影响着他创作的主题,也影响着作品的格局和气象。他的作品,特别是以《白鹿原》为代表的作品,充满家国情怀,他着重写的,是我们民族的秘史——心灵史和人格精神的演变史。

探班电影《白鹿原》。与田小娥扮演者张雨绮。

1990年代。与母亲在建国路省作协家属院。
  他写作,不游戏笔墨,也不向世俗所重垂眉低首。在当年一片轻贱文学的喧嚣声中,他高声呐喊“文学依然神圣”,这种对文学的理解和态度,与中国文论中认为文学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精神,一脉相承。陈忠实谈到他的文学信念和理想,说他文学信念的形成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最初就是一种兴趣和爱好。发表了一些作品后,也有了点名利之心。再后来,当他真正意识到他是一个作家而社会也承认他是作家时,他认为对自己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他认为,“作家应该留下你所描写的民族精神风貌给后人”,“通过自己的笔画出这个民族的魂”。
  一位为民族画魂的作家,历史将永远铭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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