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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保昌:文艺理论创新与文学批评实践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王先霈先生博闻强记,著述繁富,迄今已出版24部著作、发表200多篇论文,近期有8卷本《王先霈文集》行世,学术视野开阔,涉猎广博,是一个成功的跨界者,典型的“斜杠”学者,集教授、作家、出版家、省作协主席、文化活动家等多种身份于一体;举凡文艺理论、古代文论、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中外诗学,甚至书法、音乐、美术、京剧等门类艺术史研究领域的学者,读到他的研究论著,莫不兴起会心的微笑,深感他是“同道中人”;艺术创作实践者更是将其论著奉为案头宝典,其精妙见解,往往予人启迪,常读常新,柳暗花明,别开生面。王先霈成功地实现了文艺理论创新与文学批评实践的有机融合,取得了为人称羡的学术成就,产生了普泛性的学术影响。我们在历史性回溯中管窥其学术内涵、理论主张、思想路径、研究方法,在体会其“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的创造快乐的同时,也欣赏其“常在于险远的奇伟、瑰怪、非常之观”的创造性发现,由此可以收获难得的治学经验和人生启迪。

一、“桂子山上的大树”

王先霈的学术研究史,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史。他遵循文化传统绵延创化、守正创新的学术路径,重视教学实践、重视启蒙功效是其最鲜明的学术特征。晓苏曾经称赞他是“桂子山上的一棵大树”,令学生仰望、令同仁钦敬。60年来王先霈坚守华中师范大学(学院)中文系讲坛,精耕细作,培育人才,乐此不疲,是不折不扣的“师范大学生的‘师范’”“人民教师的良师益友”。

王先霈1960年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接着攻读本校文艺学研究生,两年后提前结业,分配至文学理论教研室担任教师;196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进修班,受到蔡仪、冯牧、梁斌、范宁、何其芳、袁可嘉、赵树理、周立波、林默涵、邵荃麟、张光年、陈荒煤、侯金镜、袁水拍等名家大师的殷殷教诲和学术熏陶。在短暂地借调到《文艺报》从事写作之后,王先霈全身心地投入了华师中文系的教学工作。

传授知识是教师的本职所在,这就要求教师自身对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知识具备不偏不倚的态度,力求客观公正、尽量没有遗漏地梳理和讲解,让学生建立起初步的文学知识体系。这一点本来应该是常识,却在铺天盖地的“研究型大学”建设热潮中被人为地异化,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本职工作被看轻,转而追求论著、课题、奖项等的数量多寡、层次高低,这就要求教师具有横断众流的勇气,敢于坚持以教学工作为先。王先霈就是这样一位好老师。

在教学实践中,王先霈始终坚持“求真”与“求好”的完美融合,既追求理论知识的历史真实性,也追求传授知识过程中的良好效果,在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探索累积经验,最终形成完备的教学理论体系。作为教学实践的理论成果结晶,王先霈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文学批评教材《文学评论教程》,这本书将文艺学的研究范畴界定为“文学理论、文学史学和文学批评学”,详细“介绍有关文学批评的理论”“介绍文学批评学的基本内容”,“所讨论的文学批评,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以批评家所面对的当代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和文学理论批评现象,而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为主)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活动;它的目的和任务是对文学现象作出判断、评判,指出其思想上、艺术上的得失和所以得失的原因;文学批评探究并确认所论作家作品的独特之处,确认其在文学发展历程纵线上的位置和在当前文学景观的横断面上的位置,发现、认定正在形成、扩展中的文学思潮并判定其性质,分析它在文学发展中的正面和负面作用,以此对作家、作家群和当代文学整体的发展施加影响。”在此基础上,他接受教育部编写“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任务,结合多年教学实践经验,主编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原理》《文学文本解读》等系列教材,最终修订为包括《文学理论导引》《文学批评导引》《文学欣赏导引》和《文学发展论》在内的“文艺学系列教材”,成为第一批国家级精品课程的重要内容。王先霈说过:“我在教材编撰和教学研究上投入了颇多的精力。在教材中力求客观准确全面地介绍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已有成果,对这些成果作梳理和综合,给予恰当的评价。”这是大学教育的根本,是知识传授的题中应有之义,王先霈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而知识传授并非冷冰冰的理性授予与接受,人文学科自具感性的吸引与审美的魅力。王先霈在知识传授中,始终贯穿审美教育理念。如隶属“中学生美学文库”的《文学美》,重在启蒙,志在培养中学生对文学的兴趣。所凭借的就是“文学的美”。考虑到接受对象主要是中学生,他以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的语言,娓娓道来,细致分析诗歌、小说、散文各种文学作品的美。比如他将李广田的诗作《一棵树》,与曾卓的诗作《悬崖边的树》和勃洛克的诗作《槭树》作对比性阅读阐释,突出了诗歌创作的意蕴丰富性、情感复杂性、时空背景的层次性,进而揭示出文学美的奥秘,“并不只是在语言,它还同别的一些因素相关联,其中包括作者从独特角度所摄取的生活内容,他对生活的思考和体验,以及作品的种种技巧”,以此提升受众群体的文学感知力。

一般认为,诗学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对诗歌的写作技巧的研究,二是指文学理论或文学艺术理论,三是指人类对精神家园的寻求,是诗意的、诗化的哲学”。《中国古代诗学十五讲》重点讨论第二种含义的诗学,同时也兼顾第一种和第三种的诗学;在第二种含义的讨论中,又以文学理论为主,同时兼顾绘画、书法和音乐理论等,出入自由,体贴文本,既有普及又有提高,力求使读者“感受到本土文论的无穷兴味,体会到古代很多文论著述有助于我们对一切文学的欣赏,有助于我们对音乐、美术乃至于对风烟云树、花卉草木、岩壑溪流的欣赏,大有利于除烦祛躁,大有益于心理的纯净和精神的升华”。而这正是文学的“无用之大用”的独特性功能。毫无疑问,王先霈的诗学研究成果着意于培育和提升读者的审美感受能力,由此构成其美育教学实践的重要内容。

根植于数十年的教学实践,王先霈推出的系列理论研究成果,接地气、近人心、重审美、线索清晰、知识丰富——这就迥异于近期学术界流行的以课题为中心的功利性的成果生产方式——它缓慢、执著、坚定、安静,却具有穿透时间重重迷障的无穷力量。

二、文艺理论实践派

文艺理论研究成果虽然常常以理性逻辑的推演形式呈现,但文学批评实践的起点却往往来源于最初文本阅读的直觉和感受。正如李泽厚在《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评论首先要有感觉。没有感觉,拉上一些概念和理论套将下去,那是不行的。”诚哉斯言!文学评论实践的真实感觉,来源于反复的阅读、对抗性的细读、深潜的体味和理解的同情。

毋庸讳言,一段时间以来,部分文学批评家擅长挥舞西方理论武器,不顾本土创作实际,喜好大词新词,追新逐奇迷途忘返,沉溺于理论空转的快感,实际上却是脱离具体文本实际的“不及物”批评,这就造成了理论话语的大面积失效,读者对文学批评信任感的匮乏,即人所共知的批评失语。王先霈熟谙中西文艺理论,但他绝不滥用批评理论资源,而是执著于文本实际,采用看似笨拙实则最为有效的细读方法,有一说一,坚持文本细读——文艺批评——理论提升的实践路径,堪称文艺理论的技术派。坚持实事求是是王先霈的根本人生态度,他教育孩子不要好高骛远,而要立志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对《左传》这部中国叙事学的“元典”所下的细读功夫,就令人惊叹,如对申生、急子、寿子等人坚守道德规范与创建历史功业之间的矛盾的解读;楚成王不杀重耳的政治与道德之间的伦理困境的解析;对《春秋》“谨严”向《左传》“浮夸”转向的叙事方式的审美性解读,足以新人耳目。《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纵向梳理汉代经生的细读——微言大义和穿凿附会、六朝文士品诗评文——印象主义的细读、明清评点家的细读、英美新批评派的细读等研究方法,借鉴人类文化史上优秀的细读传统,对具体文本进行示范性的解读,颇见功力:在诗歌文体中,古诗如杜甫《登高》、白居易《长恨歌》、贾固《醉高歌过红绣鞋·寄金莺儿》,新诗如朱湘《采莲曲》、林徽因《别丢掉》、田间《坚壁》、海子《答复》等,俱下了细致深入的解析功夫,由此凸显诗歌创作的审美性本质。而对译诗的对比性细读,如堪称意象叠加的示范作品的庞德诗作《在地铁车站》,杜运燮译为“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郑敏译为“这些面庞从人群中涌现,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瓣花朵”,余光中译为“人群中,这些面孔的鬼影,潮湿的黑树枝上的花瓣”。究竟哪个译本好?意象叠加具体美在哪里?王先霈循循善诱引导读者或听众细辨文字的微妙之处,在美学天地里流连忘返。在小说文本细读部分,分别对《世说新语》《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法国和俄罗斯19世纪小说予以细读,对卢梭《忏悔录》、司汤达《红与黑》、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乔伊斯《尤利西斯》等进行解读,分析其精湛的创作技巧,比如叙述角度、叙事节奏、话语模式等的精心设置,及其产生的艺术效果等。在散文文本细读部分,解读先秦诸子散文,现代散文苏雪林《溪水》,外国散文如丘吉尔《讲演》,霍桑《春日迟迟》等篇什,分析散文创作技巧,如文章气脉、起承转合、谈言微中等。在戏剧文学文本细读部分,重点解读传统戏曲京剧《骂阎罗》,现代戏剧丁西林《压迫》,莎士比亚《李尔王》,戏剧技巧如系结和解结、巧合、悲剧性与喜剧性的融合,等等。此种细读,既需功力,也需耐心,更需精微的审美感知力。

建立在大量的个人阅读感悟基础之上的理论提升,因其脚踏实地而令人信服,成为研究者和创作者的指导性理论,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较强,如《小说技巧探赏》分析小说创作的实用性技巧,具体到“长篇小说的开头”、“短篇小说的结尾”等操作层面的技法处理,选择的细读分析对象皆为中外文学史上的名著,普通读者耳熟能详,经过画龙点睛的提示,凸显小说创作技巧的精妙,令人击节三叹。《徘徊在诗与历史之间——论小说的文体特性》梳理、勾勒小说文体观念演变的历史轨迹和未来趋向,分析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小说家的历史哲学问题、小说创作中的历史内容表现、小说虚构与历史真实问题,由此将小说文体界定为历史内容的开掘与诗的意蕴的探寻,这是有关小说文体学研究的开创之作。立足本土实际,重视历史材料,是王先霈坚守实事求是的文艺理论研究态度的具体表现。《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重点研究胡应麟、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凌濛初、金圣叹、蒲松龄、纪昀、曹雪芹、林纾、王国维等人的小说理论主张,爬梳重要史料,勾勒发展线索,突出小说理论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这项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在于,既能为“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供思想资料”,也能“对于今天的小说创作,有所助益”,还“有助于文学史的研究和对古代小说作品的欣赏”。不忘本来,借鉴外来,面向未来,这部著作堪称重构中国文艺理论自信的示范性成果。

如果说文本细读更多地体现为文艺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那么,“圆形批评理论”则是王先霈治学的标志性理论“符号”。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王先霈认为,治学的“预流”,“不是追逐一时之风气,而是仰承学术发展的主脉,参加到本时代重大问题的探讨、思考和解决的攻关之中”。如何建构20世纪的本土文学理论,如何在古今中西文化传统背景下将域外理论有效地“中国化”,这些都是他一直思考并努力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他认为最需要本土化的西学资源,在于“问题意识”和“问题情境”,而非浅层次的“表述方式”,即重实质轻表相。“文学理论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现成地沿用西方的尺度,来衡估、解析、阐释中国的诗歌、散文、小说,总是难以尽善尽美的,总是无法使人满足的。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关键是不停止于把外国人的思想‘翻译’为中国式的表述,而要从中国的文化土壤中、从现代中国人的‘情绪化存在’中,提炼出自己的话语,并且融入本民族的语言体系,与本民族精神形式的传统相衔接”。王先霈针对本土文学批评中惯见的横向移植西方哲学、美学、文艺学学派理论成果的现象,批评其为偏执的“直线批评”,进而倡导融合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感性因素与西方文学批评的理性因素的“圆形批评”。“圆形批评”既是一种融合感性与理性的审美批评观念,同时也是一种批评原则与阐释方式,“贯穿在批评活动之中,贯穿在文学批评主体对批评对象的把握过程之中,贯穿在主体思维活动的形态之中”。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圆形批评,最有代表性的有两大类:一种是司空图式的得环中而超象外,依倚主体接触作品的瞬时觉态和其后的沉潜涵咏,突出一种味觉美感,而将自己的印象与感受用美妙的文字传达出来。另一种是刘勰式的圆照之象,要求广博的学识、丰厚的鉴赏经验和深邃的理性智慧,而将自己的深思细究所得用清晰缜密的文字叙述出来”,传统批评的优点在于审美意蕴丰厚,语言优美,思维综合,整体把握,缺失在于细节分析、解读不够,因此需要吸收西方文学批评的长处,尤其是阐释学的体贴具体文本的优长,将传统文学的“审美的智慧”与西方文学批评的“科学的智慧”融会贯通,“从而使得文学批评的世界无限的丰富多彩”,“在历史中融合,在历史螺旋发展的每一个点上,达成意义的客观性与解释的主观性的统一”。王先霈撰写了《圆形批评论》《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建设“圆形”的文学批评》等系列论著,系统阐发“圆形批评”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这种文学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工作,迄今仍在路上,本土特色的批评理论之建构依然任重道远。毫无疑问,王先霈先生在此领域首开风气,具有开创之功。如同王国维“三重证据法”、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李泽厚“实用理性”、杨义“还原研究”等,“圆形批评”已然成为王先霈特色鲜明的理论符号。

三、文化阐释空间与治学风格

王先霈治学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尤其是儒家、道家和佛学一直是其文艺理论阐释的重要背景和文化空间。

《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研究“由和而乐”的儒家艺术心理思想基调,“由忘到适”的道家艺术心理思想基调,“发愤”说与“兴论”的心理机制,玄风影响下人性的自觉与诗性的自觉,佛学对艺术心理思想的影响,理学与反理学思潮下的艺术心理思想等等问题,是以现代意识对过往文化史、艺术史、艺术心理思想史的重新观照、发现、阐释与评判,蕴含着热烈的建设现代“精神”“心理”的拳拳“用世之心”。论著视野开阔,阐述本土艺术心理思想时,时时不忘与域外艺术心理思想作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归纳出中国艺术心理的几个民族性特点:以伦理为中心;非主流知识分子的超脱心理给民族艺术心理打下深刻烙印;宗法社会的组织形式与运作方式对不同艺术类型的发展、文体心理、形式美感影响至大;抒情文学为正宗、主干,以种植为主的农业经济模式决定了艺术心理的模式和类型;传统哲学方法论重内向认识、重瞬间体悟,轻视外向认识、较轻精细持久的观察,影响了传统文艺创作重诗画、短文和书法,轻戏剧、叙事作品,这些学术论断是令人信服的。

《佛语哲思》以生动形象活泼的语言讲述佛教典故、禅宗公案,落脚点却在于建设现代文化生活,“寻求精神的愉悦和乐趣”。比如“一丝不挂”章,在讲解了佛教典故的基础上,分析其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进而延展至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领域,引用《明儒学案》卷五十八高攀龙的《与周季纯》:“学问只要一丝不挂,共体方真。体既真,用自裕,到真用工夫时,即工夫一切放下,方是工夫。”清代周亮工《读画录》谈及艺术精髓,“大都古人不可及处,全在灵明洒脱,不挂一丝,而义理融通,备有万妙,断断非尘襟俗韵所能摹肖而得者”。又引历代诗文大家如苏东坡、黄庭坚、冯梦龙、朱自清等人著述中关于“一丝不挂”的经典论述,视野极其开阔,予人诸多启迪,藉此指示出一条借鉴佛学哲理性思维在现代生活中安顿劳累的身心、寻访般若智慧、追寻宇宙和人生奥秘的有效路径。

王先霈治学葆有从容平和的态度,待人接物有谦谦君子风度。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多次与作家展开对话,持续性地关注本省创作前沿,对徐迟、方方、池莉、晓苏、徐鲁、刘醒龙、熊召政、邓一光、何存中、陈应松、何祚欢、管用和、杨书案、周濯街等人的创作实践给予指导和鼓励,采用与作家“结对子”的方式指导武汉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是作家的良师,亦是“诤友”。在刘醒龙农村题材的开掘、熊召政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修改、邓一光“父亲”题材的转向、洪洋报告文学创作过程中,王先霈都曾给予过及时而具有洞察力的指导和建议。对湖北文学、武汉文学创作的持续关注和热心参与,为他赢得了作家朋友们的普遍爱戴。

沉静谦和的治学心态,让王先霈自觉地远离了文坛纷争和学术界的“意气之争”。他对文坛官司“不仅是厌烦”,“有时竟生出憎恶”,这绝非爱惜羽毛的“洁癖”。鲁迅当年活画出的“隐士”肖像——“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或他们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与笔墨官司中的“斗士”们十分接近。但这并不表明王先霈是个面对纷争常常不置可否的“好好先生”,事实上,他对文坛中某些人的“无名火”不乏讽刺地批判,对被“无名火”中伤的无辜对象抱持真诚的同情,如针对钱钟书《致彭祖年》中所说的反对为其父亲钱基博做纪念会的“三个工整的排比句”——“无待于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也”,评论说:“彭老师乃朴诚君子,一辈子处境不很顺畅,退休后生活贫窘,仍不忘先师恩德。我虽属同校,因资历浅、学力低,没有参与纪念会的资格,不了解其中详情;而会议邀请的是否是不三不四的人,用的钱是否来路不明,钱钟书先生千里之外何以预知?钱基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在中华书局出版,由他的爱婿、我校石声淮教授承担整理之职,那可是相当繁难的学术工作。这事钱钟书先生是知道的。我们这里还有一批钱基博的认真的研究者。倘说此话是泛指流行之纪念会,非特指彭先生等所筹备的纪念会,则无名之火为何烧向无名之彭先生?须知年迈而无权无势之人,奔走办会琐事,殊非易事,很需要同情和理解。”文字不带火气,却具仁者无畏担当的光芒,学者的人格风谊往往于此等人间琐事的关怀中得以呈现。王先霈与人论学,追求“平等对话、相互切磋、取长补短、求同存异”的“知性乐趣”,殊少剑拔弩张的激愤,而是就事论事,坦率陈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与理论认知,具海纳百川包容万有的开阔学术胸襟,立足于宽广的文艺理论批评实践基础,得出的研究结论令人信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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